法家不过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颗星辰。按照著名历史学家杜正胜的观点，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争鸣时代的兴旺，正是西周封建制度下“官学”瓦解的结果。一方面，随着人口增长，有资格享受“官学”教育的“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世袭贵族社会的瓦解却使得这种教育结构一并衰落，取而代之就是教育主张相对活跃自由的“私学”，出现了所谓“受教育权与智识的下移”。春秋末期大变局中，传统把持各诸侯国政权的世家大族纷纷陵夷，以商鞅、张仪、公孙衍为代表的“布衣将相”在变法和日后的纵横捭阖中大显身手。许倬云曾经对有关战国时代各国主政宰相的出身略作统计，在其所列的81位宰相中，出身非世族者占到总数的58%。世家分封制解体后，俸禄制度则与取而代之的官僚行政相适应，只有禄而无封土，使得职业官僚文吏逐渐取代春秋前期的卿大夫世家贵族，成为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政治舞台上的主力。

“那时候的人，是带着朝气，凛然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丁黑说。而孙皓晖则制造了一个词汇叫“强势生存”，认为这批人“体现了中国前3000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变法的难度和曲折、法家的牺牲精神、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这种强势生存精神就是《大秦帝国》最重要的灵魂”。各国为了在形势瞬息万变的“争霸”中抢得先机，无不争相延揽他国客卿。与世袭贵族政治气息浓厚的六国不同，秦国世袭公族的势力非常之弱，在春秋经传中，秦国九世以上世袭贵族世家不过两家，五代以及三至四代世袭贵族居然为零，远逊于周室，以及齐、楚、晋等东方诸侯国，长期的人殉制度也从某种程度上打击了世家大族通过嬗代继承政治权力的方式，从而使得秦国变法遇到的阻力较小，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一旦建立，几乎无可挑战。

秦国之所以最终力压群雄，一统天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布衣之士，他们能够在秦、这个阻力最小的空间里最大限度发挥其才智与勇气。秦帝国霸业的奠基者秦孝公在公元前361年登基伊始，即发布“求贤令”，提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自此，各国客卿就源源不断涌入秦境，出自三晋或与三晋之学有渊源者众多。除了大秦帝国制度的“总设计师”、孝公初年入秦的商鞅，其他秦代“四世而霸胜”前来助力的主要客卿中，韩非是韩国贵族，尉缭来自魏国。黄留珠在《秦客卿制度简论》中做过统计：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六位国君统治期间，“先后担任秦国相国要职的共有22人，其中18人是受人推荐的客卿，张仪、公孙衍、范雎、李斯……秦国遂成为战国时代外籍布衣将相最为密集的国家，其中出身低微者众多”。商鞅为“卫之庶公子”，范雎“家贫，无以自资”，姚贾更是出身低贱的“世监门子”。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战国七雄争夺天下，争相任用四方游士，然而在相国这个手握实权的高位上，六国都只授予诸侯宗族与本国人，只有秦国例外，且用人不疑。洪迈由此得出结论——秦国“之所以并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今天之我们，重读那段历史，对大秦所影响长久的制度利弊的思考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那个群雄崛起的年代，如何就造就了那样波澜起伏的思想革命，由此思想革命，又如何造就了那样一种群体的精神气质?这样的思想革命与精神气质，其实更是我们讨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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