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主圣臣直”，遇到唐太宗这样能虚怀纳谏的皇帝，御史尚能发挥作用;遇到像明世宗这样“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的皇帝，把你的正当监察行为视为离间君臣，痛加责罚，那就不只是自讨无趣了。明代监察“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而明代的贪腐也是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

第二，从徐阶暗示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可以看出，御史经常是官场上朋党之争、打击异己的工具。事实上，严嵩之所以能长期擅权，受贿敛财肆无忌惮，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网罗党羽，在监察机关安插亲信。严嵩通过一系列收买笼络手腕，操纵御史，设立弹劾“防护墙”，很多御史与其说是皇帝的监工，不如说是严嵩的打手。

第三，对那些无法操纵御史的官员来说，御史是得罪不起的，其举可以让自己升官发财，其劾则让自己受处分甚至性命不保，“一言以定兴废”。为了不让御史弹劾自己，官员难免百般讨好，大献殷勤，有的御史也是来者不拒，互取所需，猫鼠一家亲。于是御史出巡，表面上看是“代天子巡狩”，实则是一路揽财。

虞云国先生在《晚明的贪腐：体制性的不治之症》一文中举了诸多明代御史贪墨的例子，在此不妨摘录两例。一者，御史陈志先按察江西，途中丢失四件行李，为地方官查获，发现“其中皆金宝”，还有受贿簿，记载受贿“不下数万”。二者，巡按御史黄廷聘过衡山县，知县陈安志不满他托大无礼，一怒之下打开其行箧，暴露“金银诸物甚夥”。事情闹上朝廷，黄廷聘受了“冠带闲住”的处分。

对御史出巡中的丑行，清代伍廷芳曾有痛切陈议：“既需给以盘川，又累地方之供应。所带不法人役，时或狐假虎威，苛索抽丰，沿途骚扰，是为耗费病民之一害。”本来是用御史反腐的，结果御史本身成为腐败重灾区，当纠肃贪贿的御史成了贪腐的急先锋时，就不是哪一个、哪一部官员贪腐的问题了，而是体制性的贪腐。而连打铁者自己也腐化了，哪里还有干净的呢?故吴晗先生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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