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军变，虽然不是针对蜀汉政权的谋反，也是针对代帅杨仪的夺权。此时的魏延已十分狂躁。长期遭受排挤打压的怨气怒气，没有因诸葛亮的死亡稍有渲泻，更因安排杨仪领军而恶气攻心，他的这一不寻常做法，犯下三个致命错误。

其一，对诸葛亮死后军心士气低落到谷底缺乏清醒估计。本来，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穷兵黩武、一意孤行的举措。西蜀小国寡民长期遭受战争水火的蹂躏，苦战厌战反战的情绪由来已久。诸葛亮一死，将士思归情绪潜然隐藏于举哀背后，在此非常背景下，欲再与强大的曹魏交战，已不可能。

其二，不懂得军变的特征。军变贵在诡秘而速发，应在条件允许范围内，做得让对方毫无觉察。魏延既同费祎联名签署了军变的命令，就不能放费祎归去，更何况费祎是荆州籍核心人物。应设法赚来杨仪、姜维等，能多赚一个是一个，许进不许出。魏延通过公开诚信的手段实现军事阴谋，已构成一对目的与手段极不相容的矛盾。费祎一走，军事阴谋完全暴露于手握重兵的政敌，魏延失去制人的主动而受制于人了。在杨仪率兵回撤后，军变事实上已经流产。

其三，缺乏应变的策略。在军变尚未发动就已失败的情况下，魏延不思改弦更张，居然率领断后部队径先南归，并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褒斜栈道。不夸张地说，魏延已有些歇斯底里，把同杨仪之间争夺军事指挥权，恶化成两支西蜀大军的对立；把诸葛亮退军和自己进军的分歧，公开于全军上下；更把自己摆在全体将士的对立面，士兵们归心似箭，同魏延继续“北伐”的意图尖锐对立。三对矛盾中，魏延都处在孤立地位。所以，在南谷口与杨仪军队相遇发生局部战斗时，魏延率领的部队，知道错误在魏延，所以不肯为他卖命，刚一接触就一哄而散，只留下魏延父子几个。

在杨仪、魏延矛盾激化时，惟一能缓解协调的是西蜀朝廷。此前，两人都有表章飞奏，相互指责对方“叛逆”。毫无权力的刘禅，只能听从朝臣的议论。在情况完全不明的时候，群臣本无从盲目表态，稳妥的办法，是命令双方脱离接触，规定出各自的回军路线，先将军队带回汉中再调查处理。然而，良性的处理意见并没有产生。按照陈寿的认识，是因为魏延勇猛过人，骄傲自大，造成同僚敬而远之这一表面和谐，实则过分紧张的关系。紧张关系在关键时候起了作用，西蜀高级官吏董允、蒋琬等，像押宝一样“保仪疑延”。依陈寿眼光，这是西蜀朝堂情绪化处事方式促成的错误判断。

蒋琬、董允等长期从政，久历宦海，大事当头，不会愚蠢冲动到这样没有理智的地步，魏延毕竟是西蜀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又领兵在外。如果相信魏延反叛，就应该好言抚慰，将其赚回再处理不迟，没必要打草惊蛇，失去扑捉叛臣的机会。只能是一种可能，就是诸葛亮推荐安置在刘禅身边的这些人物的心胸，比诸葛亮还要狭隘。在关键时刻，狭隘的集团利益障住了他们的视野，蒋琬等人的表态，不过是党同伐异，是出于狭隘的派系利益“保仪疑延”，乘此机将难以驾驭的魏延除掉，从而扫除荆州籍继续掌权的最大障碍。

诸葛亮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魏延又不自觉地端起来一饮而尽，最后的结局已无法改变。魏延被马岱追杀于虎头桥(今汉中市北街十字，有虎头桥遗址)，之后，杨仪又将他“夷灭三族”。

魏延杀杨仪是真，叛西蜀是假！魏延要反叛西蜀，没必要向刘禅表奏杨仪“叛逆”，没必要拦截主力归路，而是顺理成章的率军北投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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