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纪：南宋第一强兵

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前，以长江边的鄂州(今属湖北，治所在现武汉市武昌区)为基地，岳家军(正式名称是“行营后护军”)已壮大到10万之众。当时，在南宋初年名震一方的宋廷大将中，淮西张俊所部8万人;淮东韩世忠所部仅有3万人;远在四川的吴玠手下也只有6.8万人。岳家军已然成为南宋朝廷各支大军规模之首。

在岳家军的十万大军之中，真正从东京留守司时代延续下来的老班底只有大约两千人，而南宋当局历年来拨给岳飞的部队为数也不很多。岳家军的兵员主体，是岳飞在绍兴元年(1131年)到绍兴五年间，率部驰骋在湖湘等地，平定不服朝廷的盗贼土寇后收编的壮丁。

受战乱影响，溃兵盗贼当时遍布大江南北。这帮人的来源大致是两个：一部分是由北方民间的抗金武装和各地勤王义军转化而来;另一部分是由被金人击溃而逃散的士兵转化而来。对于这些令人头痛的溃兵盗贼，大敌当前的宋廷通常息事宁人，以招抚收编为主，以致当时出现了“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临时首都)卖酒醋”之类的俚语。但溃兵盗贼中总有强梁反复者，敬酒不吃吃罚酒，被岳飞奉命剿灭。但岳飞在平乱之后对大批被俘者的宽大处置令人赞叹，除元凶外皆不问(甚至在江西拒绝过宋高宗的屠城密令)，老弱者放归田里，精壮者则被收编入伍，成为“岳家军”的一员。绍兴二年(1132)二月，岳飞剿灭并收编盗匪曹成部后，兵力即暴增一倍，达两万四千人，已与其他几位大将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的兵力并驾齐驱。三年以后，岳飞又奉命进剿了盘踞在洞庭湖地区的“湖贼”杨幺，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消除了这一朝廷的心腹之患。得胜之后，有部将建议岳飞在鼎州(今常德)大开杀戒以显示军威，并让当地人“知所怕惧”，被岳飞严词拒绝。免遭一场荼毒的当地百姓从此对岳飞怀有很深的好感，直到几十年后的宋孝宗淳熙年间，常德一带的老百姓依旧对“岳枢相”感恩戴德;而原先杨幺手下的丁壮被编入岳家军的大约有五六万人，远超过岳家军在剿灭杨幺前的兵员数量。

如果只是兵员多达十万，这样的军队其实也不足恃。北宋时代禁军最多超过100万(可见林冲的80万禁军教头货真价实)，却是军纪松散连战皆溃，辽、金、西夏个个都成了苦主，足见一支军队如果只是人数多，也不过是乌合之众，更何况岳家军中从溃兵盗贼中收编而来的大多数兵员，本来就是些目无法纪、纪律散漫的亡命之徒!

但是，就是以这些原先货真价实的乌合之众为主组成的岳家军，在史籍上却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著称，这一点不仅在当时，甚至在整个古代中国，都堪称卓尔不群。昨日当流贼时烧杀奸掠，无恶不作，今日在岳家军里却是俯首贴耳，令行禁止。如此奇迹般变化的背后，是岳飞的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如同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所言，岳家军的军纪为“中兴第一”!

岳飞在南宋军界初露头角并非因为战功，而是因为肃然的军纪。岳飞曾经说过：“用兵者无它，仁、信、智、勇、严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者重赏，无功者重罚，行令严者是也。” 岳家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早年岳家军初创驻军宜兴时，两浙各地吏民纷纷扶老携幼迁到宜兴，把岳家军驻地当作临时的避难之地，宜兴人民甚至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原因无他，唯有岳家军能够做到“不扰百姓”。当时几乎所有宋将都纵兵行暴践民，个中之尤即数张俊，其部队还常以“自在军”炫耀;建炎四年(1130年)宋军收复建康(今南京)后，在这座繁华的东南都会之中，各路宋军纷纷变身为强盗，令已在女真铁骑下饱受欺凌的建康百姓大受其苦;只有岳飞驻兵临近的广德(今属安徽)，民间“无秋毫之扰”。当年秋天，岳家军移防江北泰州，当地百姓同样安堵如故;为此，宋高宗亲自下手诏表扬岳家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民不知有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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