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屋兴宣(1888-1977)全面侵华战争的近卫文麿内阁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内阁的大藏大臣，理财圣手，他“独创”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不仅使日本避免了战时经济的倒退和崩溃，而且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免去了进行战争过程中的财政之忧，是日本军部敢于穷兵黩武、扩大战争的坚强后盾和得力干将，28个甲级战犯之一。战后出任池田勇人内阁法务大臣。

出露头角

和绝大多数高等文官一样，贺屋兴宣的经历也很简单，从一高到东京帝大经过高文之后成为了大藏省的帝国高等文官。他天生就有一副弄钱的本领。1923年9月关东大震灾，救灾需要钱，那时贺屋兴宣还只是个刚从帝大毕业，在大藏省根本就没有说话的资格的菜鸟，但他找出来了一条弄钱的路子。

那时候的电话是奢侈品，考过了高文的高等官的初任年薪也就600日元左右，而一台电话机的安装权在黑市上要卖到3，000日元。贺屋经过计算之后，发现即使在东京增加一台电话也用不了1，800日元，就提出把装电话的方法改为交现钱就给装电话，正好当时就在搞救灾重建，大兴土木，捎带着就能把工程搞了，收来的钱又可以拿去进口电话交换机，有多余的还能用到救灾上，一举多得。

“下克上”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社会或者组织下层的日本人在相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时候，绝不肯轻易妥协。军队的少壮派军官是这样，衙门里的少壮派官僚还是这 样。只不过官僚们手中没有武器，不会搞政变罢了。贺屋兴宣知道在自己在大藏省人微言轻，就去找了管电讯的递信省，得到了递信省的大力赞同。

等到递信省的报告送到大藏省后，暴怒的大藏大臣把出主意的贺屋叫去大骂一顿，说欧美各国的电话都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你怎么想出来收巨款装电话，这不是让别 人笑话吗?贺屋据理力争：实际上地震之前黑市上就已经是三千了，我的方案只是一千八，本身就对用户有利，你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就抽不出钱装电话，黑市价很 可能一直会涨到一万，这笔钱到底是该进国库还是给黄牛?到底哪种方法给人笑话?吵到最后结果到底还是采取了贺屋的构想，而这就日本普及电话的开端。

出谋划策

贺屋刚开始搞预算时候的负责的是海军预算，1927年的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和1929年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他都作为大藏省的随员参加了。知道弄钱困难的贺屋 兴宣当然希望日本能够接受英美提出的裁军方案，但被作为海军省次席随员的山本五十六少将狠揍了一顿，被揍出了鼻血的贺屋兴宣听着山本五十六的“再不住嘴把 海军军官全部叫来揍你”的威胁，只能住嘴，好在最后海相财部彪还是在协定上签了字，才让日本过了几年安定日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势力肆虐日本政坛，其向外扩张的野心与日俱增、不断膨胀，以致在日本掀起了异乎寻常的军备扩张热，贪得无厌地不断要求扩大军费预算。由于大藏省掌握着年度财政预算的大权，军部再狂妄，在大藏相面前也要忍让三分，在这种情况下，贺屋认为，利用大藏省并通过大藏大臣控制军部的时机已经到来。

1935年，贺屋兴宣任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手下的主计局长。在高桥心目中，贺屋一直是个不可多得的理财能手，因此对他格外器重和信任，每每遇到棘手的难题，都免不了要与贺屋商量，请他帮忙出谋划策。1935年秋，在冈田内阁为编制1936年度预算举行内阁会议前夕，高桥召见了贺屋，就军费预算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军部那帮家伙，尽提些轻率、愚蠢的要求，对这些要求当然不能理睬，不过，现在的军部是以下克上，在这种情况下，对狂妄的年轻中佐、少佐们，是给他们一点儿甜头好，还是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看呢?从政治、财政方面考虑，你认为如何掌握适当?”

贺屋回答道：“对这个问题不宜采取过于缓和的态度。如果给他们一点甜头，反而会怂恿他们想要更多的甜头。因此，需要把真实情况讲明，要所有阁僚和军部的人认真严肃地来考虑这个问题，除了高桥先生，没人能做到。”

贺屋的一席话说得高桥心里感到十分熨帖，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内阁会议上，高桥从和平、国力、财政的角度，阐述了其试图调和军需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主张，并得到了多数阁僚的支持。由于他的这一做法明显不适合军部的口味，使得他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排挤与压制，并最终导致他在1936年爆发的二·二六事件中，被皇道派青年军官杀害。

高桥遇害后，贺屋兴宣感到很内疚，并在心里为高桥鸣不平，但他在表面上，他依旧在大藏省“任劳任怨”地工作，并逐步得到新内阁的信任。倡导统制经济冈田启介内阁由于“二二六”事件的发生而倒台，其后的广田弘毅内阁是在军部的强力干预下产生的。大藏大臣由马场瑛一担任，他上任后立即作了重大的人事调整，换上了一批迎合军部的人物，原来的抑制军部派基本全被撤掉，只有贺屋兴宣保住了自己的乌纱帽。 1936年5月，贺屋兴宣出任大藏省理财局长，掌管金融政策。

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了金融室，调查发行公债的限度与编制新计划。当时日本的财政预算，每年都要依赖发行巨额公债来维持。有一种说法，“公债不管发行多少，只要能用储蓄吸收回来就可以。”贺屋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公债的发行限度是受其所需物资的供给限度制约的，如何确定发行的限度至关重要。”因此，他着手调查研究公债的限度问题。贺屋兴宣担任理财局长前后共计八个月，在此期间，日本军部的势力日益膨胀。为使日本经济能够适应军部的需求，贺屋开始倡导推行统制经济。

1936年秋编制的预算方案，似乎称之为军费预算更为贴切，因为它成了以军费为主的大幅膨胀的预算。在预算方案明显向军费一边倾斜而有可能遭到阁议反对的情况下，贺屋兴宣不失时机地提醒陆海军财务负责人说：“你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武器、弹药及其制造设备。但是，铁、铜、镍等金属和石油、皮革、木材等必需的原材料在日本少得可怜，这些东西需要大量进口。光靠大藏省纳入预算，并不能保证获得必要的资财。”贺屋又进一步地献策，“必须把重要物资需求量的增加额计算出来，才可供编制国际收支时参考。”贺屋的这套理论，后来被称为“物资预算”，并博得军部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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