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军令拥兵自重

李秀成从进入苏州以后，就拒不服从天朝的军令，开始拥兵自重。本来太平天国为争取列强中立，始终执行“东守西攻北伐”的战略，未曾向上海进军。1860年6月太平军占领苏州以后，李秀成为谋求上海的关税，不顾天王所颁到苏州为止的诏令，贸然进军上海，从而招致了列强以保护租界为借口而发动的武装干涉。后来遵王赖文光在他写的《赖文光自述》中指责李秀成，说：“……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唯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

李秀成把百万大军视为私有，不许任何人调动他的一兵一卒。他在《自述》中直率地向曾国藩表白：“我在天朝时用文盖印者，无我亲书密号，其将不从。”提到天朝为统一军权所作的军事改革，他说：“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对天王调他赴援天京上游门户的几次严诏，李秀成再三抗拒不肯遵行，还自鸣得意地说他“管主从与不从”、“主本不从，我强行而止”。

太平天国后期的战略重点，是迎战从上游大举攻扑安庆威胁天京的曾国藩湘军，对此天朝曾有五次具体的战略部署，都因李秀成的逆命而流产。

这五次战略部署是：

第一次是1860年5月太平军破清军江南大营以后，天王洪秀全命令太平军乘胜追击到常州、苏州，限一个月肃清残敌后回师到上游安庆，集中兵力消灭湘军。可是太平军6月2日占领苏州完成了追歼残敌的任务后，陈玉成立即领兵到皖北奋战安庆城下，而李秀成则把天王严诏置之脑后，自行越过苏州进军上海，开辟了与列强苦战不胜又难以脱身的第二战场，使太平军由天京解围后取得的战略主动陷入致命的东西两面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主战场安庆方面，过去陈、李合军曾经几次击退过敌军对安庆的进犯和围困，这一次只有从苏州赶来的陈玉成孤军奋战，使曾国藩得以乘太平军陈、李分军的机会，完成了对安庆的战略包围;

第二次援皖是1860年11月前后，天朝命李秀成与杨辅清沿长江南岸向西攻取九江，切断湘军围攻安庆的后路，与奋战在安庆前线的英王陈玉成呼应，击退或消灭湘军。这是五个月前第一次援皖行动流产以后实行的补救措施，仍然有成功的可能。但李、杨联军攻到湖口城东，九江业已在望的时候，李秀成因为谋求浙江，突然撤军东走，影响到杨辅清势孤力单无法再进，迂回援皖的进军计划又一次流产。

因李秀成退军行动匆促，连乘虚突袭曾国藩大营活捉曾国藩的机会也放过了。据说当李秀成领兵经过皖南祁门附近的洋栈岭时，设在祁门的湘军曾国藩大营一片混乱，文武幕僚纷纷逃亡，祁门异常空虚。曾国藩也写好遗书，准备一死。可是李秀成却率部匆匆过境，驰经浙江常山过年去了。曾国藩侥幸得以逃生，这一险局在清军中曾传为笑谈，为曾国藩的一大耻辱。

第三次援皖行动，是在1861年初，安庆保卫战已到最后决战关头。而李秀成从浙江嘉兴到苏州准备到湖北招兵，此时天王严诏命领兵赴上游，支援安庆，但李秀成不从，仍坚持出师江西、湖北。天王盛怒。后经朝臣从中周旋，天王又作出了李秀成等从江西三路上湖北南岸，英王陈玉成一路出湖北北岸，四路迂回进取武汉，逼湘军从安庆撤退的决策。这一战略部署显然是为了迁就李秀成上江西湖北招兵而作出来的，但仍然不失为一个颇有气魄并为湘军所惧怕的釜底抽薪战略。如果认真实施，还是有可能击败湘军救出安庆，从而稳定天京上游局势的。可惜又因为李秀成迷恋江浙而功败垂成。

这一次大迂回的战略决策，英王陈玉成是很认真执行的。他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就从安徽翻越过大别山，于1861年3月18日占领了距汉口东一百七十里的重镇黄州，准备接应南岸的李秀成会师武汉。而李秀成则因为在江西一路招兵，迟了两个多月于6月才到达湖北境内。而他到湖北后，即不攻武昌，又不渡江增援安庆，仍然是只顾招兵。

李秀成进入湖北境内时，极大地震动了清军。守备力量异常空虚的湖北省会武昌城内，官吏逃亡，百姓骚动，随时有城陷易帜的可能。在安庆前线督战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带病驰返武昌坐镇，并准备随时把围攻安庆的湘军全部调回湖北固守武昌这一根本之地。但出乎湘军将帅的预料，李秀成于6月15日兵至武昌境内并未攻城，而在招齐了三十多万新兵以后，突于7月9日又全部退出湖北，对这一惊心动魄的戏剧性事件，湘军方面直到天京沦陷审讯李秀成时还心有余悸。曾国荃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有他审问李秀成时的一段对话：“余(指赵烈文。下同)又问：‘十一年(即1861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一闻鲍帅至，不战而退，何耶?’曰(指李秀成。下同)‘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随处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赵烈文日记》)当时李秀成就是用从湖北、江西招来的兵，尤其是从广西转战回来的翼王旧部20余万精兵，如潮涌东进般去占取浙江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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