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任上，严於律己，公私分明
     叶挺身为军长，但从不搞特殊，不摆架子，坚持与广大新四军指战员生活战斗在一起，坚持把战士和群众的安危和冷暖放在心上。部队在岩寺集训期间，叶挺亲自到军政治部创办的两所夜校去讲课，对听课的农民青年说：“你们不要小看自己，抗日就靠我们这些穷人。你们这样刻苦努力地学习，以后定能为抗日救国做很多事。”他还不时地出去走访岩寺街上的贫苦群众。听说孤寡老妇汪五婆病了，他马上找来一名军医，让他给老人诊治。随后他又登门看望老人，送去一篮子鸡蛋。部队行军中，他时常下马与士兵一起步行，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在皖南事变突围中，部队断粮，在危急关头，他还把自己的马杀了供大家食用。他平时节衣缩食，粗茶淡饭，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他曾说：“不管怎样困难，我们也要抗战到胜利，这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谁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拿多少钱，抗多少敌。我们是拿得顶少，但我们愿抗得顶多。”
     叶挺热情好客，重友情。请客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当八省红军游击队在岩寺集结停当，接受过“点验”后，叶挺便备下几桌丰盛的家乡粤菜，宴请了首席点验官、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及其随员们。罗卓英是叶挺的广东同乡、保定军校的同学和粤军时期的同事，旧谊颇深。第二天，叶挺又陪同他们逛了黄山，显得热情周到，於公於私，都很得体适当。然后，集合司政机关全体干部，欢送罗卓英一行。事后，项英夸赞叶挺对付罗卓英真有办法。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期间，叶挺也经常让自己从广东带来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菜肴，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及追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们，在一起聚聚餐，为的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有时也招待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虽然叶挺的交际活动较多，但他每次宴请宾客，都是自己掏钱，从不慷公家之慨。
     叶挺酷爱摄影，他用来拍照的徕卡相机，不是用公款购置的，而是用夫人卖首饰的钱在香港买的。叶挺的二儿子叶正明回忆说：“1938年，父亲虽然是一军之长，但生活并不宽裕，妈妈出阁前是东莞的名门闺秀，出嫁时带来了一批嫁妆，於是，妈妈卖了一些首饰，这一年和爸爸一起在香港买了一架西德产135徕卡相机。打那后，不管战事多忙，他都把相机带在身边，拍摄了许多战地照片。有一次，爸爸到上海为新四军筹款，住在霞飞路公寓，正遇日本飞机轰炸，成群的炸弹就在身边呼啸爆炸，闸北成了一片火海。爸爸不顾个人安危，站在阳台上举起照相机，拍下了侵略者的罪行。”如今，泾县云岭“种墨园”内展出的摄影作品，大多是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期间在皖南拍摄的。这些摄影作品，成为新四军军史中非常宝贵的资料。

     叶挺还带头捐款建起简陋的军部摄影室。成立军部摄影室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拍新闻照片，对外宣传新四军在前方作战取得的胜利﹔二是给新四军排级以上干部建立照片档案。当时不少红军老战士，都想拍张纪念照片，寄给家人，自己留存。於是在军部摄影室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合作社性质的照相服务社，由叶挺、项英和陈毅等人带头捐钱集资入股，购买照相器材，私人拍照和冲印照片要记账收费。当时只有两台相机，一台是用120胶卷的禄来福来相机，另一台是照相馆用的木制座机。暗房用几丈黑布做帐幕，红灯是用油灯罩上的红玻璃代替，没有电源印片，放大全靠日光。叶挺利用闲暇，随身带着徕卡相机，多次亲临摄影室当教练和辅导员。
     曾在军部工作的画家赖少其回忆说：“我1939年10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叶军长即把自己所拍的战地照片拿给我看，说想编一本《新四军》摄影集，送香港印刷，交宋庆龄、史沫特莱作为海外宣传品，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和医药，同时也为了粉碎顽固派对新四军所谓‘游而不击’的造谣污蔑。”令人遗憾的是，由於种种原因，叶挺拍摄、编辑、出版新四军影集的计划未能实现。
     临大节而不苟，严守节操，志不可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挺赴敌谈判，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无理拘押。陈诚受蒋介石的指派，企图说服叶挺到国民党领导的军中任职，叶挺始终不答应。气得陈诚反问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日，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也抗日，你为什麽就不愿意到国民党军中来任职?”叶挺回答：“道不同，不与为伍，我的追求只有共产党。”张发奎劝他到柳州去，在张所在第四战区司令部任副职，叶挺愤愤地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站着死的叶挺，绝没有爬狗洞的革命者!”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没能动摇叶挺的革命意志。蒋介石半是安抚半是威胁地说：“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叶挺坦然地说：“我早就决定我已经完了!”蒋介石眼看叶挺口气这麽硬，只好给自己下台阶，改变口气说：“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三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叶挺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蒋介石无计可施，无奈地说：“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复我。”郭忏把叶挺送回住地又谈了约一个小时。叶挺给蒋介石的最后答复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叶挺从被扣押之日起，多次要求“公开军法审判枪毙”。叶挺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於释放，复其自由”。并多次向蒋介石提出“挺愿以一死为部属赎命”，“不愿苟且偷生”，“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叶挺在被囚禁期间，愿以一死维护新四军的荣誉，维护共产党人的尊严。在黑暗的囚室里，他先后写了着名的《囚歌》和《囚语》以明志。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视革命气节重於生命的浩然正气和不屈服於邪恶势力的革命精神。
     叶挺拒绝了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先后被囚於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被移禁於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1942年12月中旬，国民党把关押在重庆的叶挺转移至湖北恩施，交由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保护”，实际是软禁。叶挺答应去恩施，但郑重宣布两条：一，不挂任何官衔﹔二，生活民办，不沾六战区一饭一水﹔生活费用由他的老朋友、湖北省银行行长、民族资本家周苍柏支借，日后奉还。1943夏，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罗卓英、吴奇伟、郭忏等人，屡次劝说叶挺，请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或代理司令长官，叶挺照例予以拒绝。陈诚又邀他去缅甸，当远征军副总司令，叶挺仍表示碍难从命。
     1943年夏秋间，叶挺一家又从恩施转到广西桂林。国民党当局给了他一个月薪大米两石、法币3000元的“第四战区高参待遇”。在特务的监视下，叶挺夫妇与流落在桂林的岳母、子女以及姐夫麦畅生一家住在一起。国民党统治下的桂林，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单靠“高参”的月薪是不够一家十多口人吃用的，加上国民党特务对叶挺一家实行经济封锁，从外地寄给叶挺的汇票大多被没收，生活自然困难了。此时，叶挺又添了第九个孩子，李秀文产后贫血、体弱，急需用钱。国民党特务以为这是使叶挺屈服的好机会。一次，两名国民党特务军官拿着一大叠钞票闯进叶挺家中，说：“这是军委会叫我们送来给您的薪俸。”说完将钞票放在桌子上。叶挺自知这绝不是“雪中送炭”，对来人说：“不要，不要，出去!”愤愤地抓起钞票，扔出门外。特务只好拾起钞票走了。为了解决一家人的生活困难，叶挺毅然将李秀文从澳门带来的一些值钱的东西卖掉，卖一点吃一点。后来又利用住屋的前后荒山、草地，买来十几只山羊和四头小猪以及简单农具、种子等，砌栏筑圈，开荒种地，捞水草，自己动手喂猪、放羊、养鸡鸭，来维持生计。一次，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看望叶挺，见到他一家人日子这麽艰苦，便给广东昭关在第七战区担任军粮计划委员会主任、叶挺的老部下李洁之写信，要他设法给予资助。不久，李洁之汇来了一万元法币(当时值50石大米)，因是何香凝出面要的钱，特务不敢轻易乱动，这笔钱给叶挺一家解决了很大的生活难题。
     1943年12月25日，国民党特务再次把叶挺押回湖北恩施。在恩施，一家人日子又遇到困难，叶挺便带着叶正明、叶华明等几个孩子在山坡上开了一二亩荒地，种上了各种蔬菜，还养鸡、养兔子、养鸭子等家禽，供自己家中改善生活。种的豆角多了，自家吃不完，就叫孩子们摘下拿出去卖。晚上叶挺带着孩子去捉青蛙，捉青蛙要有灯光，没有手电筒就用油灯照明。叶挺的烟瘾大，手头紧时就自己卷烟丝抽。到恩施后，叶挺还注重培养子女勤劳的习惯，衣服要孩子自己动手洗，穿的草鞋要孩子自己动手打。
     压抑而又清苦的软禁生活，并没有动摇叶挺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钢铁意志，相反更加激发了他对共产党、对人民的热爱，对顽固派倒行逆施行为的仇视和愤恨。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全力营救，叶挺於1946年3月4日获释。获释的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於3月7日复电给叶挺，称赞他经受了种种严峻考验，对党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决定接受他重新入党。4月8日，叶挺在赴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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