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汉武帝刘彻是伤害中华文明的第一大罪人。

伤害中华文明的第二大罪人是南周皇帝武则天。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两大毒瘤是特务统治和刑讯司法。

特务和刑讯逼供在武则天前中国一样存在，如汉武帝时的张汤就是出了名的酷吏，但仅限局部和个别现象。武则天则把特务统治和刑迅司法发展成为一种统治阶层广为实践的政治制度。

特务统治鼓励告密，习惯用暗箱操作来处理政治争端。喜欢告密打小报告者都是灵魂阴暗的卑污小人，奖励告密必然毒害国民的品格。告密文化的蔓延必然使小人无赖横行当道，正人君子举步维艰，国民道德水准因此整体下滑。自告密文化普及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千金一诺的季布、以自刭挑战“成功政客”的田横五百壮士、宁可烧死也不肯出山做官的介子推、慷慨悲歌的燕赵侠客等热血英豪。武则天毁灭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诚信品格，中国自此步入了灵魂阴暗的“小人时代”。

刑讯司法必然造就冤假错案，在恐怖的刑罚下，世上没有几个人能够不被屈打成招。刑讯逼供一旦成为司法制度，刑法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根本起不到惩治罪恶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唯一的作用就是作为权贵阶层迫害无辜平民的暴政机器。一个人犯了法不要紧，只要他有权有钱，就可威逼或贿赂执法者徇私枉法，把被害人屈打成招，或另找一位根本没有犯罪的替罪羊。在这样的司法体制下，权贵可以随意胡作非为，平民利益被权贵粗暴侵害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申诉。刑讯司法还为政治迫害大开方便之门，某人一旦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就可被胜利者栽赃“莫须有”罪名，并施以恐怖的刑罚，对强加给他身上的罪名供认不讳。

如果说汉武帝开启了中国黑暗政治的“潘朵拉魔盒”;武则天在制度技术上丰富了黑暗政治的邪恶内容;朱元璋则是中国邪恶政治的集大成者。

朱元璋出身和尚佃农，心灵深层有浓厚的自卑情结。因为自己没有智慧、良知和美德;因此也就格外仇视这三样最宝贵的人性。朱元璋在位时采取的所有统治手段就是尽可能消灭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良知。

为了最大限度地扼杀中国人的智慧和良知，朱元璋把中国的集权专制体制发展到极端，把国家的统治权力事无巨细紧紧抓在自己一人手中。全国只有他一个人在思考国家大事，其余的国民上至文臣武将下至草民百姓都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力，他也不允许任何人独立思考个人急功近利之上的朝政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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