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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存有“虎狼之心”的朱温早就想插手朝廷权力中枢,只是苦于没有理由，这一下好了，为朱温进入朝廷庙堂打开了大门,朱温堂而皇之,率领大军进入京师长安.
唐廷驱走的不过是几只豺狼,迎来的却是张着血盆大口的斑斓猛虎.
崔胤引朱温带兵入关，使人不由想起东汉末大将军何进和袁绍等人召董卓进京的故事。
何进是汉末少帝的舅舅，与宦官不和，企图诛杀宦官，听从袁绍的建议，召西凉军阀董卓进京。董卓在进京的路上。何进因谋泄，已被宦官杀死。
董卓进京后，不仅将肇事的宦官全部杀死，而且滥杀无辜,凭借武力的威慑，废黜少帝，另立新君，将皇权视为股掌上的玩物。
为了将朝廷大权集中己手，他强迫皇帝迁都长安。原来的京城洛阳随之被大火焚毁。洛阳城里的富翁，被他随便按个罪名处死，财产悉数归入他的囊中。又命令士兵，像赶牛羊一样，驱赶数十万洛阳民众，迁移长安。民众半道上被马踏死的、被人踩死的、饿死的、遭抢劫致死的，不计其数。京师宫殿、官府和民宅，尽被烧毁。
昔日崇门富室，洞户连房的京城洛阳顿时成为荒丘鬼城，方圆几百里鸡犬无闻。汉廷和百姓陷入更深重的苦难之中.
朱温进入长安后，下令杀了大小宦官数百人， “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 
出于将朝政大权揽于己手，牢牢地控制住昭宗的目的，朱温仿效董卓，也提出要迁都,董卓是从洛阳迁往长安,朱温则是从长安迁往洛阳。朝中大臣和百姓如有反对迁都者，一律斩首!他令长安居民按户籍迁居，宫室和民居被强行拆毁焚烧，房屋被拆后的木材被抛入渭河，河道拥塞，顺河而下，月余不息。
长安这座经过历代帝皇尤其是唐代高祖、太宗、玄宗等心经营的具有千余年历史的辉煌古都变成了废墟，宫殿屋舍刹那间成了短墙 残垣，高台重楼、花林曲池统统化为乌有，宝玩财物被朱温的军队抢掠一空，长安城里外哭声一片，长安往洛阳道上苍痍满目，百姓被兵士驱赶而走，困苦不堪，很多人在路上倒毙而死。
这是中国历史上两次因野心家肆虐而造成的浩劫。是野蛮、暴力对文明的摧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给中华民族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和极为深重的灾难，这种灾难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恶劣影响在长时期内都无法消散。
李国文先生认为，东汉末年董卓的这一把火，使“蔚然王气的洛阳，一国之首善之区，曾经有过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残留数百户人家”，这是因为“所有来自文明程度较低，物质状况较差的草根阶层，一旦牧民手里赶羊的皮鞭子，换成枪杆子，一旦农民手里耕种的锄把子，换成印把子，对于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城市，是绝不留情的。践踏，破坏，毁灭，焚烧，便是他们发泄仇恨的唯一方式。尤其当他们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力，作威作福之能量，宣泄性欲之随便，聚敛金银之轻易，那是绝对不会客气，不会谦让的。” (李国文著《薤露》，以下李国文先生的引文相同)
这话有些道理，但未免有些绝对，其实中国历史上，一些原先拿着皮鞭子赶羊的少数民族仰慕中原文化和封建文明，赞叹城市华丽的大有人在。
鲜卑族出身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崇尚汉文化，他深知洛阳是历代帝王理想的建都立业之所，也是汉文化积淀深厚之地，在入主中原后，不仅对洛阳原有的城市设施加以保护，而且毅然决定将首都从偏僻的平城迁往洛阳，洛阳为此整修、扩建了许多宫宇建筑， 使洛阳这座古都在曹魏、西晋之后再度繁华、辉煌。
拓跋魏文化由最初的胡汉杂糅的文化形态转变开始，最后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融入汉文化之中。关于这个转变的全过程，逯耀东先生所著《从平城到洛阳》有详细描写，我这里不再赘述。
在辽、金、元、清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中，从贵族到平民，对汉文化、中土城市的倾慕和喜爱也并不鲜见。
金主完颜亮虽然是个暴君，史书上仍然称他“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他见了柳永对江南都会城市杭州的吟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下江南之心。
对汉文化的倾慕和喜爱，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入主中原后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素养，甚至出现了全盘汉化的倾向。
而由“锄把子，换成印把子”的农民，一旦进入城市，也并非全然践踏，毁灭，毁灭，焚烧.
由农民而成为统治者的刘邦进入当时的首都咸阳后，听从张良等人的建议，向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对咸阳秋毫无犯，赢取了民心。
相反贵族出身的项羽进驻咸阳后，却是大肆破坏，毁灭，焚烧，以发泄对秦人的仇恨 “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是后人对项羽残暴行为的憎恨和对被毁坏场面的深长痛惜。
所以，搞“践踏，破坏，毁灭，焚烧”城市活动的，还是是什么人就说什么人为好，这些人可能与其原先的出身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绝对的。
李国文先生还有一段话说得很准确，“中国文明史的每一次倒退，都是这些破坏力大，报复心强，作恶绝不手软的勇敢者所制造的“杰作”。
以我看来，这种制造 “杰作”的“勇敢者”，项羽算一个、董卓算一个，朱温当然也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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