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的殷切期望之下远征军终于踏上了西行的道路，行军是艰苦的，唐军足足跋涉了七个月才终于寻到了西突厥的踪迹，与阿史那贺鲁部众歌逻禄、处月(这里为处月残部)二部在榆慕谷(今新疆霍城果子沟)大战。已经六十八岁的程老将军依然不减其勇，麾军大破敌军，斩首千余级，俘获驼马牛羊万计。在追寻到西突厥主力之后程知节立刻派副总管周智度领军追击，于咽城(今新疆博尔塔拉)之下再破西突厥突骑施和处木昆诸部，斩首三万余，攻拔其城。
     在接连两次大胜之后，唐军已经推进至鹰娑川(今裕勒都斯河)，即当年大突厥汗国西面可汗牙庭故地。而阿史那贺鲁也调集了重兵与唐军进行决战，显庆元年九月二十二日，阿史那贺鲁的儿子咥运率两万精骑与总管苏海政所率领的唐军前锋会战于鹰娑川，两军激战连场未分胜负，此时西突厥鼠尼施部又率援军两万加入战团，胜利的天平眼见慢慢往西突厥方面倾斜。此时十里外，苏定方恰巧在与苏海政隔了一个小山岭的地方歇马，望见远方烟尘阵阵，厮杀震天，知道前锋已然遇敌，于是急率五百铁骑赶往救援。当苏定方赶到之时战局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键，他审时度势，对敌军阵势薄弱之处进行决死突击。突厥战阵在这次突击之下遭到了致命重创，整体阵形瞬间崩坏，唐军乘胜追杀二十余里。此役斩杀一千五百余人，缴获战马二千匹，战场上一片狼藉，死马及突厥所弃甲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
     鹰娑川一战唐军获得了大胜，但是战后唐军内部的矛盾却爆发了出来。副大总管王文度开始公开地指责主帅程知节轻骑冒进，因此导致战斗虽然胜利，但是唐军亦有不小的损失。之后他居然拿出了一道圣旨，宣布因为程知节恃勇轻敌，因此皇帝委托王文度在适当的时候节制诸军。于是在王文度的指挥下，唐军一改之前的战术战法，将大军布成一个巨大的方阵，粮草辎重均藏于阵中，人马整天披甲戒备，缓慢进军，等待敌人的主动进攻。当然王文度的这种战法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来，其实是隋代杨素改革之前对付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战法。但是他没有想到时代已经不同了，这种早以被淘汰的被动防守的战法立刻导致战马多瘦累而死，士兵疲劳不堪，士气大降的恶果。当时苏定方便对主帅程知节进言道：“我们本来目的是主动讨伐敌人，现在反而大搞防守。如今马饿兵疲，逢贼即败。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对王文度的战法大加抨击。此时的苏定方比谁都要焦急，他沉寂了二十多年，就等着这次大战能获得足够的功勋，谁知道到手的功劳就要这样被生生断送，万一军败搞不好回京之后还会担上不小的罪名，这怎么能不让他心急如焚?

     王文度此时的行为在所有的原始史料当中均记载为“矫诏”，也就是这道圣旨是王文度伪造的。可事实真是这样吗?细究史籍中的种种细节，却让人觉得并非如此。首先在王文度用矫诏的方式夺取指挥权后，程咬金的反应却是极为窝囊，当时苏定方就直接表示了对此诏书的怀疑，要求程知节将王文度囚禁起来，然后传书回京，等待天子的确认。可是程知节却并未听从苏定方的劝告，听任王文度胡来。要是别的将军也许性格懦弱一点有此反应也不足为奇，可是程知节是什么人?当年玄武门之变前就敢公然违抗高祖李渊的旨意，坚持不去外地上任。如果王文度真的是矫诏，以程知节的为人怎么可能听之任之?更大的疑点在于回军之后对王文度的处罚上，“矫诏”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下场几乎都是个死，最起码也要流放三千里。王文度即便能借着矫诏打胜仗，回国之后显然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显然付出与收获根本不成正比。但是王文度却依然干了，并且矫诏之后并没有打胜仗。可是回国之后的惩罚却异常地轻，仅仅是个“特除名”，“特除名”在唐律中仅仅为罢官三年，而且三年后可叙官，再录用时降原有官品两级而已。这样的惩罚已经让人感觉到异乎寻常，可是更为匪夷所思的是王文度被罢免之后的三年刚出头一点，就被高宗皇帝迫不及待地起用为左卫郎将、首任熊津都督。在如此众多不符合逻辑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只有王文度的圣旨是真的才能解释这一切，让逻辑变得合理。王文度使用了圣旨却造成了极坏的后果，如果这道圣旨是真的，那么责任很大程度就要归咎于高宗皇帝，因此这道圣旨只能是假的，“矫诏”这个黑锅也只能让王文度一个人承担。
     唐高宗为什么要给王文度这样的圣旨呢?史书里面写的很明白，就是怕程知节“恃勇轻敌”。之所以这样说还得从老程在战场上过往的经历说起，程知节从一开始在李密手下干得就是精锐卫队的活，战场上往往要冲锋陷阵，搴旗先登。此后跟随李世民也是一样，每每都是冲杀在前。对于旁人而言，程知节的武勇要比兵法韬略给人印象深得多。再加上他二十多年没怎么打过仗，年纪又近古稀，万一在战场上犯了糊涂，那可就坏了大事。而王文度则是贞观末年涌现出来的新星，他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渡海夜袭卑沙城的战役中是首要功臣。因此高宗皇帝为了保险，就给了王文度一纸圣旨，让他在关键时刻可以制止程知节犯错误。可是恰恰是这道圣旨惹了祸，中国人从古到今，在官场上最看不得一个副字，一旦头衔上有了个副字，那就基本意味着什么都不是。唐军西征一开始一帆风顺，功劳自然是身为总指挥的程知节最大，而鹰娑川一战后身为直接参战将领的苏定方的功绩也是铁板钉钉不可能抹杀，在功劳簿上身为副总指挥的王文度便显得可有可无，这显然让王文度不能忍受。因此借着鹰娑川一战唐军战损较多的由头王文度使用了圣旨夺取了程知节的指挥权，这样最终击灭西突厥的话，功劳最大的便是他王文度。
     可惜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王文度的战法不仅不能带来胜利，反而使得军队兵无斗志。王文度眼见计划就要破产，恰巧此时唐军进至恒笃城，城内的粟特胡人开城请降。这时候王文度为了提高唐军的士气，想了一个馊主意，说：“这群胡人反复无常，我军退去之后他们必定依然为贼，不如全部杀掉，夺取他们的资财。” 当时苏定方就表示坚决反对，他说：“这样干我们就变成贼军了，还有什么理由讨伐叛逆?”但此时苏定方一个小小总管根本影响不了王文度的决定，于是唐军依然屠城，获得了大量的财物。苏定方唯有冷眼旁观，一物未取。阿史那贺鲁就在唐军忙着屠城的时候远遁而去，而唐军方面由于王文度的战法行进缓慢，加之屠城之后导致西域诸城纷纷坚壁清野，唐军后勤愈发困难，因此只能班师回朝。自此帝国第二次讨伐西突厥的行动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
     高宗皇帝的自作聪明使自己很闹了一个没脸，虽然朝堂之上无人敢对他进行指责，但大臣们心里都有数，因此他心里其实非常郁闷。高宗皇帝的悲哀之处就是时时刻刻都生活在他父亲的阴影之下，太宗皇帝的光辉使得他的任何错误都显得更为刺眼。因此在一种恼羞成怒的情绪驱使之下，高宗皇帝在距离前次远征军回朝不过一个多月之后，便于显庆二年正月便又下达了再次讨伐阿史那贺鲁的诏令，更是破格提拔了之前既立有功勋又没有同流合污的苏定方担任北路军的主将。此次西征计划如下：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今新疆伊犁河)行军大总管，部下将军都有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瀚海都督婆闰等人，率汉军以及回纥等兵，自北道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及族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天山南路，经焉耆去伊宁)和金山(今阿尔泰山及天山北路)道安抚大使，统领各自部属，自南道招集旧众，进讨阿史那贺鲁。不单单如此，高宗皇帝还发布了一个《采勇武诏》来显示自己的决心，诏书里面这样写道：
     济时兴国，实伫九功;御敌安边，亦资七德。朕端拱宣室，思宏景化，将欲分忧俊，共逸岩廊。而比者贡寂英奇，举非勇杰，岂称居安虑危之志，处存思乱之心?如不旌贲远近，则爪牙何寄?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牧守，各举所知。或勇冠三军，翘关拔山之力，智兼百胜，纬地经天之才。蕴奇策於良平，也功绩於卫霍。踪二起於吴白，轨双李於牧广。赏纤善而万众悦，罚片恶而一军惧。如有此色，可精加采访，各以奏闻。
     颇有些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架势，加上破格提拔苏定方的举动，更被之后几乎所有的史家称赞为有知人之明，仿佛一夜之间之前那个老是做错事的高宗皇帝突然开窍了一般。
     高宗皇帝对外把这次出征搞得轰轰烈烈，可是身为主帅的苏定方内心却并未感到多少获得提拔的喜悦，反而是深深的忧虑。首先他的勋阶并没有与北路军主帅相匹配，他随程知节出征之前便是右屯卫将军，这次被提拔为主帅之后还是右屯卫将军，说明高宗皇帝对他之前的功绩并没有认可。再就是之前的指挥班子几乎大换血，这使得苏定方必须重新熟悉他手下的将军们。单单如此也就罢了，勋阶问题还能解释为受到之前连带责任的关系，指挥问题也能解释为怕以前的旧指挥班子对苏定方这个新提拔上来的不服气，因此换成新人让苏定方少受制肘。但是最关键的是这次高宗皇帝仅仅给了苏定方一万人!而且还不是清一色的骑兵。要知道阿史那贺鲁可是手握十数万人马的西突厥大汗，之前两次远征少说也出动了八万人马，这样都未获全功，就给苏定方一万人，高宗皇帝是在拿军国大事开玩笑吗?其实高宗皇帝心里清楚得很，他压根就没对苏定方有过任何不切实际的指望，他这次搞得如此轰轰烈烈其实就是要把所有注意力都吸引到苏定方这里，他真正寄以厚望的其实是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这两兄弟，他们均拥有不弱的实力，并在西域有过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高宗皇帝希望他们能够釜底抽薪，彻底打败并瓦解阿史那贺鲁在西域的势力。至于苏定方的角色大致同汉代的李陵相差仿佛，所不同的是苏定方头上挂着明晃晃的“远征军主力”这几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