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会整死我的!他们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啊!呜??呜??”我，作为一个男人，在很短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象小孩一样地哭泣，冲着离去的连长大声吼叫。完全忘记了自己当时已经准备好了做叛徒。我怎么也想不通，就算我真是越南人，我们的人也不可以那样对待我呀!

尽管不愿意，美丽的护士小姐还是每天给我换药、擦身体。他给我的下体换药时脸都没有红一下，这比我在那次很多的大男人戏我弄更加难堪，因为我的脸红了。护士小姐出门地时候对我笑了，笑得有点坏，或者说含有其它的色彩。等我能下床的时候，护士小姐搀扶着我在医院林阴道上散步，三三两两伤兵从我们的身旁走过。蒙眼睛的、缺胳膊少腿的，拄着拐杖、吊着纱布蹒跚犹豫地晃过我们的视线。还有人不可以接受伤残的现实，歇斯底里地发着脾气、折磨着自己以及关心他的人。

我转过头去对护士小姐笑了，“我活在天堂里!”我大声的说。 她愕然地望着我超过三秒钟时间才发问：“你是指??相对他们而言吗?”她指着满世界残缺不全的伤兵。“不!他们也在天堂里!”我说：“只要没有猫耳洞，只要没有战争，那就是天堂!!”

现在看来，我知道，那时候我说得有多么的荒唐，可对于战后余生的我来说，没有其它的表达更能形容我的心情。

九、收获战争出院那天，护士和我之间已经变得依依不舍，她默默为我收拾行李。医院门口有个大个子等着我。

我认识他!

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个一次又一次折磨我长着浓密胸毛的“战友”。我向他走过去，心里已经不再有恨。“我认识你!”我等待着他的道歉。

他的拳头又抡了过来，我一点防备也没有。他的拳头仍然和以前一样重，一样的迅速。

“你丫连人都没有看清楚怎么就乱打枪?!”

他一拳又一拳地砸在我的头上、腹部，和上次没有分别，我和上次一样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你欠我两条命!你欠着我两条命，你知道吗?”大个子的嘴里一直唠叨着这一句，每说一句就加上一分力气，往死里揍我。

医院的门口他没能把我打死，很快有很多人上来把我们拉开，我的眼睛也红了，怎么也想不通，我在哪里得罪了他的朋友，我疯了似的希望找到一枝枪，我要把他打成筛子。

后来我知道，那天夜里他和他的战友姚新名奉命上来掏洞子，清晨我看到的两个血源之一就是姚新名的。当时，姚新名就是最早碰响罐头盒的那个人，他被我盲目的扫射击中，救回团部就已经不行了，和班长一样，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姚新名和大个子是最好的朋友，曾经两次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大个子的命，有一次甚至还为大个子腹部中枪。所以才有大个子不顾一切的要在黎明时分将我生擒。大个子最初的那个耳光使我的左耳再也听不到任何的东西，我的军旅生涯就这么结束了。离开部队时，我带走了属于我的那点少得可怜的抚恤金。

二级解放勋章我放在班长和战友们的墓碑前，连着用我的抚恤金买的红塔山烟和茅台酒??那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我只是个准备好了做叛徒、杀死了自己战友的小丑。祭奠战友们的把天，阳光明媚，漫山遍野的墓碑金收眼底，一点阴风也没有，不悲不戚，只有悲壮。就好像他们的死一样，一句怨言也没有。 我没有忘记去看看姚新名，那个被我的子弹夺去生命的战士。他永远笑着长眠在远离家乡的公墓里，在照片里，他是那样的英俊和自信。我再也没有见过大个子和连长。听说大个子牺牲在收复老山的战斗中，连尸骨也没有留下，连句话也没有来得及留下。连长则在战争的最后时刻里(也就是一九八九年)触雷，他失去了两条腿和一只手，那时他已经是营长。他将永远在医院或者疗养院苟延残喘的活着，我没有敢去见他。

又过了几年，边境重新开放了，那里的人们又象一个村子里的人一样朝发夕至，他们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情。 我带着我积攒的几万块钱回到了边境，做起了所谓的“跨国贸易”。

在越南，我受到象国内对外商投资者一样的待遇，他们的县长陪同我吃饭、向我推荐可能的项目。那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则关于“战地女神”的故事：一位温柔美丽的女护士为了满足垂死伤员最后想喝水的要求，不惜冒死去汲水，结果被敌人的狙击手枪杀在水池旁边，为了抢回她圣洁的尸体，一共有十六位英勇的战士永远地留在了那个该死的水边。

我没有向其他的任何人说起过;我其实就是最初那个枪杀护士的狙击手，不知道是因为懦弱还是其它的什么……有必要交代一句的是：也许我真的和护士是有缘分的，料理我的那个护士最后成为了我的妻子。婚后，她的性情大变，以前的温柔荡然无存。我赚的每一分钱都必须上交给她，她不许我……，还不许我……，更加不许我……如果这算是对我的惩罚的话，我还是要象当年一样对她说一句话??我活在天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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