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麦克阿瑟以军人的莽撞姿态向蒋介石示威的时候，美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分别拟定了《台湾政变草案》和《台湾可能的发展》。《草案》建议以孙立人为指挥官，以“反共、保台、联美”为主旨，对蒋实行软禁或放逐。《发展》则说：“最近几个月，各种报道均暗示，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同时并铲除其亲信。目前有几项因素不利于在此时发动政变。有关政变的谣言广为流传，蒋周围的人亦已知悉。此外，孙立人缺乏政治经验，对军政领导人欠缺影响力，显示他也许没有力量从事造反。如果未获美国事实上的支持，将不可能发动政变。”

在美方日趋明白地将政变计划付诸实施的感染下，孙立人也开始改变其暖昧立场。1950年3月，美巡回大使吉塞普向艾奇逊报告：“孙立人将军陷于困境，他向我抱怨无权指挥海空军，亦无人在‘宫中’帮他说话。”腊斯克于5月30日向艾奇逊提出长篇报告建议：应告知蒋介石，要他离开台湾，将权力交给孙立人，然后，由联合国决定台湾前途，台湾获托管后，即宣布撤销杜鲁门1月5日决定不协防台湾的声明。美国国务院倒蒋态度日趋明朗。其实，早先，美国防部曾由坎拿德提出一份计划：由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由一群自由主义分子在胡适领导下组阁。

6月19日，美国国务院制定出在台实施政变的机密计划。这份计划规定：(一)美国如要达成防卫台湾的目的，蒋介石及其党羽必须离开台湾，将一切权力交给由美国确定的中国人领袖;(二)上述步骤完成后，美海军驻防台湾海域，以防止中共攻台或台湾“反攻”大陆;(三)如蒋抵制这一计划，美国应派出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则美国提供必要的军援。

档案显示，此密使为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他被蒋介石称为“我中国最良之友人”，1949年到1950年初，为台湾在杜鲁门政府的禁令下购置大批武器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柯克支援台湾，并非冲着蒋介石，他是“以美国利益为重”的。他看到蒋政权日益腐败，1950年2月，他曾劝蒋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孙立人。据说当年3月，孙立人出任“陆军总司令”，4月，出任“台湾防卫总司令”，均是柯克建言的结果。其后，鉴于蒋介石并未将“充分的权力”赋予孙立人，他对台湾能否经历解放军的攻击大感怀疑，所以，越来越倾向于国务院的“扶孙倒蒋”政策，因此被艾奇逊选为密使。蒋介石抓住时机除去眼中钉柯克尚未去台湾，形势就发生了最有戏剧性的变化———孙立人主动将一封密函送交柯克。孙立人在信中提出愿意领导兵变以除蒋，但要求得到美国支持，至少是默许;他表示，一旦掌权，将制止腐败，并在对付共产党方面，更具弹性(即不强求反攻大陆)。

杜鲁门当时虽未立即作出决定，但鉴于其一贯的反蒋态度，所以，艾奇逊等紧张地部署政变前的准备措施：6月23日，腊斯克与胡适在纽约会晤，正式要求胡出面领导反共亲美的自由派内阁以取代蒋，胡表示毫无兴趣，还指责美国在盟友遭难的时候落井下石;不过，他认为蒋不宜再做“总统”。第二天，胡适在宋子文在场的情况下，向顾维钧报告了此事。

据档案显示，美国务院拟定的政变日期是6月最后一个周末，并决定：在政变前，蒋介石“必须被解除权力”。然而，25日晨，朝鲜战争爆发，艾奇逊等面面相觑——他们知道，美国在朝鲜激战的时候，无法在一个并非没有一点利用价值的“盟邦”发动政变。

蒋介石就这样赢得了喘息之机

蒋介石曾在“史迪威事件”中摸透美国政治家不敢真翻脸的脾气，这次幸运之神再次降到他头上，他自然不会错过时机。据美驻台情报人员报告，孙立人已被蒋经国主导的政工特务盯梢，孙的一举一动尽在其监视之下。

1953年3月21日，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访问”台北，约孙立人会面。据称：“孙立人显得不太自在，声音压得很低，显系担心房里装有窃听器。”孙立人对史蒂文森说，马歇尔1946年对国民党贪污腐化、没有效率、众叛亲离的批评“绝对正确”，他表示：“国军”仍然是不错的，亦有望“反攻”大陆，但其领导层不行。但是，孙立人的一番慷慨陈词并没有获得史蒂文森的任何承诺，相反，却为蒋经国的特务提供了“谋叛”的又一证据。

1954年6月24日，孙立人被调为“参军长”，实际上脱离了军队。12月，美台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台湾成为美国封锁中、苏的“环太平洋岛屿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蒋介石不再担心会与美国决裂。于是，“久蓄异志”的孙立人已成为他可以随时、任意处置的俎上肉，“屏东事件”只是个“人造”的借口而已。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