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明初“洪武四大案”之一的蓝玉案，也曾演变为一场席卷朝野的政治运动，因而常与胡惟庸案相提并论，被后世合称“胡蓝党案”。
     蓝玉与胡惟庸同乡，也是安徽定远人;他同时又是开国名将常遇春的内弟，早年隶属于其帐下。《明史·蓝玉列传》载，蓝玉在常遇春军中“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数称于太祖”，一有机会就向朱元璋夸赞自己这位小舅子如何神勇、是员福将，蓝玉的军衔也不断晋升，由管军镇抚渐至大都督府佥事。可惜常遇春在建明之初的洪武二年即英年早逝，此后数年，蓝玉便开始凭自己的本事不断打拼：洪武四年，他跟随名将傅友德伐蜀，攻克绵州;洪武五年，跟随名将徐达北征，两克北元。此后十多年间，蓝玉一直是活跃在明初军事第一线的重要将领，多次立功受封;洪武十二年，因征北元、西蕃有功，被封为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赐予“世券”(即免死铁券);洪武十四年，因平定云南，被加授奉禄五百石，册封其女为蜀王妃。
     蓝玉“长身赪面，饶勇略，有大将才”，确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但随着他在军中地位不断提升，其人却也变得越来越骄横跋扈。洪武二十年，明朝发起了歼灭骚扰辽东的北元势力、统一国土的金山之役，蓝玉以征虏左副将军身份随从大将军冯胜出征。蓝玉此役又立大功，率兵乘大雪奇袭元营，擒杀北元平章果来，北元太尉纳哈出放弃抵抗，蓝玉奉命接降。受降仪式上，蓝玉酌酒，纳哈出一饮而尽;轮到纳哈出酌酒酬谢时，蓝玉却“解衣衣之”，硬要刚刚献降的敌帅在众目睽睽之下换上己方服饰，否则拒绝接酒。这在蒙元名帅纳哈出看来，无异于一种莫大的羞辱，于是“纳哈出不肯服，玉亦不饮”，双方“争让久之”，纳哈出恼羞成怒“覆酒于地”，蓝玉手下人则将其砍伤。此时，纳哈出所部将士屯兵松花河，闻讯即后撤，险些与明军再成对峙。经再三招抚，二十万元军才得以最后归降。
     当年金山之役，明军骄纵贪暴现象较为普遍，《明实录·太祖实录》中，就记载了 “大将军宋国公冯胜等在军，事多不律”，朱元璋遣使赍敕前往，对冯胜及蓝玉等将领进行训诫的内容，其中指责他们“不能抚辑降虏”而“播恶胡中”，甚至“窃取虏骑”、“娶虏有丧之女，使人忘哀成配，大失人伦”等等。蓝玉在受降仪式上惹起的事端，也应视作上述影响较坏的事件之一。金山之役得胜还朝之时，有人举报冯胜私匿缴获的良马，向纳哈出之妻索取珠宝，强娶北元贵族女子，使被俘虏的北元将士失去降附之心。朱元璋闻奏，一怒之下收了冯胜的大将军印，参加北伐的诸位将士皆分文无赏。但不可思议的是，同样闯下大祸的蓝玉不但没受到追究，反而还受命代理冯胜的职位“行总兵官事”;旋即，蓝玉又于军中正式拜授大将军职衔，被升任为全军统帅。

     事实证明，蓝玉的表现，比起他的前任冯胜，更是有过之、无不及。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元朝末帝妥欢帖睦尔的孙子脱古思帖木儿嗣立为北元君主，时常骚扰塞上，朱元璋命蓝玉率师十五万前往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一带征讨。在大军先锋官定远侯王弼的策动下，明军再以突袭取胜，杀太尉蛮子等，降其众。北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引数十骑逃遁。蓝玉以精骑追之，虏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百姓七万余人，缴获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余头，还焚毁敌方大量“甲仗蓄积”等军用物资。其后奏捷京师，朱元璋“大喜”，立即“赐敕褒劳”，将他比作史上抗匈奴的汉将卫青、破突厥的唐将李靖。但随后，有人举报说，蓝玉北征还师时夜扣喜峰关，关吏没能及时为他的部队开门，蓝玉竟“纵兵毁关”而入。朱元璋“闻之不乐”。其后，又有人举报，蓝玉私下强奸了被俘的北元主妃子，导致这名妃子因羞惭自缢而死。朱元璋就此“切责”蓝玉，并“镌其过于券”，在他的免死铁券上刻记罪过一次。原本为奖励他得胜还朝而欲封其为梁国公，也因过改成了“凉国公”。
     蓝玉统领大军数次征伐，屡立战功，却因骄傲自满越来越把握不住自己。他“多蓄庄奴、假子”，到处横行霸道。他曾经因强占民田而受到御史按问，恼怒之下，反将朝廷派来查案的御史赶出自己府邸。北征还朝铁券被镌过后，蓝玉仍骄横依旧，时而在百官面前出语傲慢，于军中更是无所顾忌，擅自黜陟升降将校军官，“进止自专”，数经“谯让”而不改。朱元璋为了显示对他的恩宠，特意为他加官太子太傅。明制，辅导太子的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官秩皆为从一品，次于辅佐天子的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官秩正一品)。蓝玉作为后起之秀，在洪武后期得此赠官已属莫大的殊荣，不敢与明初位列三公的李善长、徐达、常遇春等人相比，但却以排名居于“宋、颍两公”之下为耻(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皆被赠太子太师)，还发牢骚说：“我不堪太师耶!”一如当初朱元璋为他封公时改“梁”为“凉”所含用意，蓝玉此后“奏事多不听”，亦颇有“炎凉”之感，由此“益怏怏”，内心更加不平。
     传载，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蓝玉谋反，将他逮捕鞫讯，经审理认为：蓝玉伙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硃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准备乘皇帝出京举行耕田典礼之机举事造反。定案后，蓝玉被处族诛，“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朱元璋还手写诏书布告天下，半年之内“族诛者万五千人”。至此案了结，朝中“元功宿将相继尽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据此认为，朱元璋称帝后“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此论未免绝对。毕竟明初功臣中得善终者亦不乏其人，比如首勋之将徐达，以及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等明初六王，便始终为朱元璋所爱重。对比其为人，便不难发现，在种种所谓的官场自我保守手段中，其实最靠得住的，还是要自身德才过得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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