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业发展不能支撑战争供给

契丹本是游牧民族,生产以游牧方式为主,畜牧业是其立国之本。在建国后,契丹仍将畜牧业放在首要位置,畜牧业的兴旺是契丹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建国初期,农业在契丹经济中仍处于次要地位,只是传统畜牧业经济的补充,而军事掠夺则是其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王钟翰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指出,契丹的农业生产是由于中原大批逃亡或被掠汉人的进入带来的,他们凭借丰富的生产经验,在今滦河上游一带开垦田地。阿保机夺得辽东和灭亡渤海国后,获得了农业比较发达的第二个农业生产区。938年,耶律德光从后晋得到燕云十六州,使契丹国又增加了一个富饶而广阔的农业区。尽管当时耶律德光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但因为燕云十六州归附未久,又遭契丹与后晋的连年战争破坏,契丹农业的发展仍很薄弱。契丹本来就地广人稀,气候恶劣,农业生产能力有限,加上多年的大规模战争,早已不堪重负。粮食等物资的匮乏导致契丹军队只能依靠掠夺来以战养战,耶律德光灭晋之际,中原财物几乎被席卷一空,就是最好的说明。

契丹军既然无辎重粮饷,所到之处,“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死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⑨于是各地人民聚众反抗,使契丹的统治无法稳固。如《旧五代史·汉书一》也记述:

时契丹以族人朗五为澶州节度使,契丹性贪虐,吏民苦之。琼为水运什长,乃构夏津贼帅张乙,得千余人,沿河而上,中夜窃发,自南城杀守将,绝浮航,入北城……契丹主初闻其变也,惧甚,由是大河之南无久留之意。

面对风起云涌的中原军民反抗,耶律德光无力稳定统治,只得放弃。

四、军事力量不足以控制整个中原

虽然契丹铁骑以剽悍勇猛闻名天下,但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契丹军队并非百战百胜。甚至,与被他们打败的晋军相比较,在人数、武器装备和地利等方面,契丹军队都不占优势。虽然契丹灭掉了后晋,但是各地的军阀割据势力依然很强大,而投靠契丹的汉族将领,也掌握着相当数量的军队,他们更关心自己能得到多少利益,且随着局势的变化随时可能改变立场。

契丹军队的优势在于骑兵的机动灵活。契丹是所谓马背上的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他们自幼生长于艰苦的游牧生活,自然练就一身精湛的马术,这是生长于农耕生活中的中原军队无法相比的。但是,《辽史·兵卫志上》这样记载契丹兵制:

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铁甲九事……皆自备。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皇帝亲征……各路军马遇县镇,即时攻击。若大州军,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后进兵。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军行当道州城防守坚固,不可攻击,引兵过之,恐敌人出城邀阻,乃围射鼓噪,诈为攻击。敌方闭城固守,前路无阻,引兵进,分兵抄截,使随处州城隔绝不通,孤立无援。……若帝不亲征,……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统,止遣骑兵六万,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

可以看出,契丹军队的战术是贯于偷袭和剽掠的流动式作战。它的缺陷是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处于攻势地位时,固然可以所向披靡,一日千里,但居于守势时,则有孤军深入,远离后方,后援不继的危险。这也成为耶律德光在面临刘知远的进攻威胁时,不得不撤离大梁的最直接的原因。此外,由于契丹军队不备辎重,“人马不给粮草”,以“打草谷”作为主要的后勤保障方式,导致弊端百出。922年,耶律阿保机败于唐庄宗,就是因为“时契丹值大雪,野无所掠,马无刍草,冻死者相望于路。”①这种野蛮的抢掠既激起了人民的激烈反抗,又很难获得稳定可靠的补给,成为契丹军队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南征中原的过程中,契丹军遭遇多次失败,无数将士战死沙场。耶律德光只好多次征兵和更改作战策略。944年,耶律德光率契丹大军南下,西路军在河东败于刘知远,东路军先获小胜,旋即失利,赵延寿为先锋的中路军最后也无功而返。第二年再次南征,结果被晋军打得大败。连年的战争导致契丹国内人畜多死,诸部厌战。946年,耶律德光又挥师南下,与杜重威在夹滹沱河对峙,他利用杜重威怯懦畏战且心怀异志,断其粮道及归路,再用帝位诱降,才得以大获全胜。战争的胜利,除了依靠骁勇善战的契丹铁骑,更得益于耶律德光充分利用了后晋君臣离心离德。

但在灭后晋后,围绕如何分配胜利的果实,耶律德光与投靠他的汉人将领以及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如赵延寿,耶律德光曾一再许诺立他为帝,使他心甘情愿的为自己卖命,“后太宗克汴,延寿因李崧求为皇太子,上曰:‘吾於魏王虽割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须天子之子得为,魏王岂得为也?’”后来,为了安抚赵延寿,“上命迁延寿秩,翰林学士承旨张砺进拟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上涂‘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赵延寿因此心怀怨望,在耶律德光死后即自称“权知军国事”,加重了南征契丹军的负担。再如刘知远,在后晋与契丹激战之时,不肯出兵相助,坐视后晋灭亡,借机招兵买马,不断扩充实力。在耶律德光入主东京后,他曾派人奉表称臣。但当他看到契丹贵族的残暴掠夺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强烈反抗,契丹在中原的统治岌岌可危,便乘机称帝自立。许多不肯臣服于契丹的藩镇和义军将领纷纷投靠刘知远,对大梁和洛阳构成了直接威胁。随着中原局势急转直下,孤军深入的耶律德光为了避免归路被截断,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被迫决定北撤。进入都城大梁仅仅两个月后,耶律德光便不得不率文武百官和军队主力匆忙离开了。耶律德光离开大梁时,以外戚萧翰留守,萧翰自知孤城难守,遂擅自立后唐明宗之子李从益为帝,自己撤至中京与耶律阮会合。耶律阮撤离中京时,又以麻答为中京留守,麻答贪婪残忍,克扣汉军粮饷,激起兵变,被逐回草原,契丹南征所占州县纷纷归附刘知远的后汉政权。

正是基于上述的各种原因,契丹王朝最终未能有机会统一中原并建立稳定的政权,但契丹统治者的努力也非徒劳无功。契丹屡次南征,尽管给中原人民和契丹境内的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促进了双方的交流,客观上满足了契丹王朝初期发展的历史要求。契丹南征中原不但掠回巨量物质财富,同时也引进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加快了契丹社会封建化变革的进程,促使其在思想、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更快地成熟起来。契丹通过和中原的交流,也为我国北方包括契丹、奚、汉、渤海、女真、蒙古等在内的民族融合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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