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
     访谈者：张之丙(简称“访一”) 张之宇(简称“访二”)
     访一：由这句话，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您认为您的这种作风和这种想法，您从小就培养了，您能不能给我们追溯一下除了家人外，周遭的人和环境对您的影响有哪些?第二个方向就是刚才夫人提到了没有充分表现的唯一一点就是爱国爱民了，您能不能为了将来的年轻一代，您给我举一两个例子。
     张学良：话这样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如此，我对人家，当然我对国家更喜欢。
     赵一荻：抗日嘛，大家都骂他不抗日，他哪有不抗日了。他就背这个黑锅，为了他的国家。他不愿意把我们政府说得怎么坏怎么坏。政府、老百姓都说他不抵抗，他就背这个黑锅。为什么呢?就是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人民。他不愿意让人把政府说的那么坏。
     访一：您能不能给看到您这个口述历史的人，给后代看历史材料的人说两句话?
     张学良：说什么?
     访一：您说出您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您说出您的道理。

     张学良：我这个人为什么不说?明白的人用不着跟他辩，你跟他争辩干什么。人啊，为自己申辩是最无耻的一件事情，评论是别人发出来的，不是你自己的。我毫不计较这事情。我喜欢研究历史，这历史的翻案不知道翻过多少回，将来的都不知道了。为什么呢?胡适之也说过，历史看法是因人不同的，这个事情很难说。看他的立脚点在哪儿，他的思想在哪儿，出发点是什么，背景是什么，大家都是不一样的。历史没有一个定评，要紧的就是一件事情——正义就是了。
     访一：这个“九一八”事件，大家对您的误会，您有时有没有生气。
     张学良：我跟这个阎锡山有一次在一块儿，我对他说：“阎先生，人家都骂我不抵抗，你是不是也骂我不抵抗?”他说：“是。”我说：“你有没有研究我为什么不抵抗?不抵抗的来由是什么?”换句话说，不抵抗的错误是从哪儿来的?《大公报》的王芸生说：“换哪个人也是这么做。”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跟阎先生说：“要紧的事情在这里。”不抵抗的错误我不承认，但是我也犯了错误，我轻视日本，我认为他是挑衅啊。他要是真来了对他自己不利，对中国也不利啊。结果怎么样，后来日本两颗原子弹。如果我真知道他这样，我不是后话了，我能把日本都打没了。我判断日本不能这样做啊。我和日本NHK谈话，我说中国有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是我执行这事我尽力，恕道是我能原谅人。日本人是忠到极点，没有恕道。这个日本NHK承认现在日本还是这样的。
     我那时跟阎先生说，人家说我是封疆大吏，没把这事看明白看清楚，那我承认。我的举动我一点不承认我错。我没把这事研究透，没想到日本是这么“奸面目”就来了。我认为日本是挑衅，那么，挑衅当然我要躲避，将来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事是如此。我要真知道他这么来，我把日本人(车)站上所有的人都给杀了。我先开炮打。后人责问我这个，说我举动错误，我不承认，判断错误，那我承认。我没有研究日本人敢正面这样来。这样来有害于中国也有害于他自己。那结果也是这样。两个原子弹就是这么惹事的，死多少人呀?我是个基督徒。宗教上有这样句话，“申冤在我，我必报复。”不用为过去的事情抱不平，上帝会报。可是我要承认我有一个最大的错误。我是一个封疆大吏。我没有把日本的事情看明白。
     那么我的不抵抗是为什么?中心理由在哪儿呢?我认为日本人是来挑衅的。借这个挑衅来扩大，将来他占便宜。我错误的一点是我估计错误，我没有想到他真的来了，他整个儿的来了。那么，我还不承认我的错误，因为他整个的来了不但于我们中国不利，于他们日本也不利。他怎么能这么干呢?那么他将来的后果呀，不堪设想。到今天日本的后果怎么样?两个原子弹还不是这个惹来的吗?这个后果有多大呢?那么我不承认我的错误。所以我承认，我这么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断定日本他敢这么样的举动。这是我的错误，换句话说，简单一句话，好像我是事后吹牛了。我要知道他真这样的话，我说过我这个，你要让我策略什么，研究什么事情，那我不够资格。你要是让我硬干什么我够资格。你要让我把天捅个窟窿，我能给捅两个窟窿。我是这样一个人。我要知道日本真这么来，那么我真敢把(车)站上所有的日本人都给他杀了，给他弄死，都给打死。可是我不知道，不是我不知道，是我判断日本人绝不敢这么做。判断一件事情要在利害上判断。他这么做不但对我们中国不利，对他们日本也不利。那是我没有想到的。
     访一：这个可以是个证明你秉公秉正的例子。总而言之，您不愿把这个事情扩大，也是您爱国爱民[一种表现]。
     张学良：也不能说是爱国爱民，我做事情要合理地判断。
     访一：你做这个判断时，这个周围应该有给您提供情报的人，哪些人他们的情报没有说清楚，您做最后决定时是不是[也受此影响]。
     张学良：对于情报我从来不信。
     赵一荻：总而言之，他不是为他自己。他要是为了他自己，他能够在东北称王了。那日本给他的条件比给溥仪的好得多啊。他就是为国为民。如果他为自己，他比溥仪的价值高得多。
     张学良：林权助给我父亲吊孝时，劝我好多话，最后一句话……所以林权助这个人很好。我说你老先生，替我打算……他的意思是不要我跟南京合作，跟日本合作。我后来感觉失言了，因为我喝了一点酒，为了送他。这老先生真是外交官，那很是[会说话]，外交官[都这样]。他是代表田中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来的嘛。他说我来了这么多日子，我这么大岁数，我是田中的代表，我跟你父亲……你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落实的话，就是模棱两可啊。我说：“你老先生替我打算的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密，就是一件事你没替我打算。”他说：“什么事，我很愿意领教。”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他回到日本以后，说这个人(指张学良)不要[再跟他谈了]，没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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