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准备动手早，但未完成

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取得淞沪战场胜利后，发现中国军队无序溃退，中国首都南京就在眼前，于是立即进军南京。日军这一行动，使其侵华主攻方向开始按蒋介石的战前谋划由北向南转至由东向西，即上海—南京—沿长江溯攻上来。那么战前沿此线的各道防御地带应该建设好，并能充分发挥作用了吧?可实际情况是，有一定准备，但很不充分，战时基本没有发挥关键作用。分析其原因是，上层决心不大，基层不抓落实。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前把沿长江一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后，即在国防部下成立了首都防御建设委员会，委派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京沪战区司令张治中负责，下设设计、工程建设等机构，查勘了从上海到南京和南京郊区地形，制定了建设规划。参谋本部于1932年12月成立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在南京以东、东南和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建筑和整修“国防工事”。战前首都卫戍军司令唐生智又亲自视察了其中一些主要阵地。在上海、南京之间构建了吴(县)福(山)线和(无)锡澄(山，即江阴)线两条“战略防线”，构成南京接近地战役防御地带，把太湖北走廊(即太湖北岸到长江南岸相对狭长的一片，苏州、无锡、常州和京沪铁路都在太湖北走廊内)拦腰截断，加之这一带是水网稻田地，两条防线筑垒利用居民地和水网形成防御地带，必定能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并迟滞其行动。在太湖南走廊(即太湖南岸到皖南山区北沿，湖州、长兴、宜兴、溧阳和宁杭公路在太湖南走廊内)前端平望、嘉兴、湖州构建了若干防御据点(支撑点)，也能有效阻滞日军行动。太湖南北走廊后端即进入南京“四山”，即外围防御阵地。南京城防主要依靠明城墙和外廓，以及之间的有利地形，称“复廓阵地”。

复廓阵地、外围阵地和吴福线、锡澄线，规划虽然很好，但没有很好落实。有的只落实在纸上，实际上没有动工;有的正在修筑中，甚至枪炮声临近了，民工还在干活;有的建完了，具体位置和质量不符合战术要求，等于白建;有的把工事钥匙交给当地的保长保管，战事临近保长带着钥匙跑了。部队不是找不到应进驻的阵地，就是进驻不了工事，还有工事要重新改造。所有这些战前设施，除了明城墙阵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外，其余有等于无。

在兵力部署上，蒋介石也没有把淞沪战场和南京战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没有及早向沪京沿线调集足够兵力形成有一定纵深的战略战役防御部署。淞沪会战已经开打，南京城防只有6万余人，而且大部分是地方部队和杂牌部队，只有桂永清的3万教导总队(其一部也参加了淞沪会战)相对完整，又是全副德械部队，且长期驻守南京城东紫金山两翼，这正好是日军主要战役进攻方向之一。桂部后来在保卫战中打得比较好，损失相对较小，与始终驻守原地，严阵以待、以逸待劳有很大关系。淞沪会战后期，防卫南京的有15个师，11万余人，但从淞沪战场换防下来的部队损失很大，本应经休整补充才有足够战斗力重战，但已经没有这样的时间了。日军衔尾而至，残缺不全的淞沪败军要在南京停下来回头咬日军一口，已是勉为其难。

要知道蒋介石早把上海—南京—武汉长江沿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而今日军正按照蒋的设想在行动。这在战略上是多大的成功，多大的主动!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至今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反而在战役战术上行动晚，动作慢，处处被动，受制于人。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日本战略决心统一难，定力差

日本军部势力是军国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军队统帅权在天皇，军部一般指政府中的陆军省、海军省，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海军最高指挥部军令部。宪法赋予军令长官(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令事项，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于是，军部成为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操纵国家政权的政治势力;同时陆军和海军也经常不一致，在进攻中国的主要方向上，陆军力主华北，海军力主华东(上海)，很难形成统一决心。日本政府、陆军、海军的不同意见都需要天皇“裁决”，而天皇本人并没有决策辅助机构。这是日本战略经常出错的深层原因。

日军的早期作战计划，以攻占中国腹心地区武汉为核心，从军事上全面占领中国。计划“以华北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长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在汉口附近地区作战”。日军陆军省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华北方向使用5个师团，根据情况发展再投入3个师团;华中(上海方向)，使用3个师团，另用2个师团(第10军)从杭州湾登陆;华南方向使用1个师团。可以看出，主要兵力和主要进攻方向是华北。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一开始日军基本上是按此计划执行的，而且把华北方面军兵力增至8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加1个航空兵团，总兵力37万人。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毛泽东总结了日军10个月的作战情况，指出了日军在战略上有五个方面出错。一是逐渐增加兵力，二是没有主攻方向，三是没有战略协同，四是失去战略时机，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就南京保卫战来说，这五个方面都有体现。为了拿下淞沪继而续攻南京，日本大本营于10月初开始把上海方向作为主要作战方向，用“添油”的方式逐步增兵，先是4个师团10万余人;拿不下来又把华北主要方向部队中的3个师团调入上海派遣军，达20万人;还拿不下来又增加第10军3个师团，再从华北抽调1个师团，最后增加到近30万人。不仅把本土的战略预备队调上来，把驻朝鲜、台湾的军队调上来，不得已还把华北部队大批转用过来，终于把次要方向打成了主要方向，华北的主要方向降到了次要方向。完全违背了战前制定的以华北为主要方向，在山东半岛、长江口、广州三点以部分兵力牵制性进攻，配合主要方向上行动的战略布局。

战略协同上，在进行淞沪—南京保卫战时，北线日军不能以有力的进攻行动，在豫北、鲁中一线牵制中国军队，让中国军队统帅部得以集中精力、兵力、物力于华东方向。打完南京保卫战需乘胜进行战略追击、扩大战果时，日军由于提前使用了战略预备队，而没有了“战略追击队(毛泽东语)”。战役协同上也有问题，徐州会战时南线日军向北攻击，北线日军不动;后来北线日军进攻，南线日军又不动。从抗战初期四大会战来看，淞沪、太原、徐州守军都是在日军即将形成合围，可能遭围歼时，及时撤出包围圈，没有出现德军在欧洲和苏联战场上动辄包围消灭十几万、几十万守军的情况。

虽说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上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和错误，如战役行动不能很好贯彻战略方针，把一些会战作为战略性决战来打;如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专守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固守阵地，坚守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不注重在防御中采取攻势行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如疏于战前的战场建设和战略区的经营，增大了战时的伤亡等等。但是日本与中国比起来，错误犯得更多，也更带根本性。

日军一是轻视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抗日决心，以为如同拿下东北和华北北部一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结果越打越需增兵，越打越感吃力，没有达到战略企图。二是定力差，把持不住战略主攻方向，把由北(华北)向南(华中)打的主攻方向打成了由东(华东)向西(华中)，在不利的地形上沿长江溯攻武汉，消耗大，效果差。三是战役主攻方向也摇摆不定，北线平分兵力在同蒲线、平汉线、津浦线三个战役方向上，在两翼次要战役方向太原和徐州打了两个战略性战役，而在主要方向、距武汉距离最短、地形最为有利的平汉线，打下石家庄后，居然调走了4个师团分别增援同蒲线和上海方面作战，只剩2个师团，攻到豫北漳河一线就没有了后劲，把主要战役方向打成了次要战役方向。四是东线打下南京后，主力先北上配合打徐州会战，再调头西去打郑州(后遇黄河决口未成)与华北日军配合，而不是拿下安徽省府安庆后一鼓作气直攻武汉。五是在战役布势上，不知为什么在拿下杭州后，不派强有力一部沿浙赣走廊直攻南昌，包抄武汉后路。总之，对武汉这个战略枢纽，日本大本营在战略层面上是认识到了，但在战役行动中则没有体现战略意图。

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战略退却阶段)，中日两国两军在比谁犯的错误少，犯的错误层次低，犯的错误影响面小。这方面，日本大本营做得比中国统帅部更差。因此，日本在战略上的失败是注定的了，战略相持阶段如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