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一词完全是个法语单词，意指哲学家，而“富有哲理”在18世纪的意思是说，以批判和寻根问底的精神去探讨一切课题。英语借用法语“哲人”这个词①，是表示当时的一群作家，他们在探讨知识或生存这些根本问题上并非哲学家，而是社会评论家或文学评论家，是普及工作者和政论作家。哲人大多是男人，但许多妇女也参与启蒙文化运动。譬如法国作家艾米莉·杜·查特莱特翻译了牛顿著作，并在她的科学论文中阐明新理论的价值意义。他们通常都是博学多才之士，不过他们写作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引人注目，启蒙思想正是通过这些哲人的著作，才得以四处传播的。以前的著作家一般是有闲的绅士，不然就是得到贵族或王室恩宠的才子，或者是靠宗教基金会支付薪水过活的教授或牧师。在启蒙时代，许多作家都是自由作家、穷苦文人和报纸撰稿人。他们为“大众”而写作。
     读者大众的人数已大为增多。法国到18世纪80年代，识字率在男人中已达到47%，在妇女中达到27%。有文化素养的中产阶级、商人和专业职业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妇女读者形成一个日益增多的爱读小说和文学期刊的群体，乡绅寻求改进农业的科学新主意，甚至贵族也想随时了解情况。报刊杂志成倍增加，人们即使在家里无法读到，也可在咖啡馆里阅读，或在迎合需要而设立的阅览室里阅读。对辞典、百科全书和有关种种知识领域的概况书的需要量也很大。新的读者需要构思风趣明快的题材。他们欣赏的是能给人以情趣和轻松之感的作品。有了这样的读者大众，文学本身也大受其益。
     18世纪的文笔变得流畅、清晰、准确，既不沉闷冗长，又不空洞干瘪，叫人啧啧称羡。读者从这些作品中也获益匪浅，他们有的近在欧洲内陆，有的远至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美利坚。人们开始谈论“大众舆论”，把它当作一种评论法庭，判断新书的价值意义，树立或者摧毁抱负不凡的作家的名望。这种新的大众舆论，法国作家马利舍伦斯解释说，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为一切强势力量所尊重，赏识一切天才，宣扬一切有才干的人”。对文学、艺术、音乐的品评激发了报纸、期刊和咖啡茶舍里的争论，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日益扩大的大众舆论范围，使人们走出各家各户组合的个人世界和政府机构额定的官员世界。自由民中的中产阶级不仅日益有了文化素养，而且也越来越富有思考力和评论能力。但是，这场运动并不只是一个阶级运动。

     当时的著作还从另一方面受到社会条件的影响，即它们全是在审查制度下撰写出来的。建立审查制度的理论是保护人民免受有害思想的侵蚀，这好似保护他们免受以劣充好或偷斤短两的商品的损害一样。英国的审查制度温和得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其他像西班牙之类的国家，有严厉的审查制度。法国，这个启蒙时代的中心，既有复杂的审查制度，又有大批的读者和作家。教会、巴黎高等法院、国王官吏和印刷业行会，对审查书籍都可插上一手。但是，法国的审查制度管理得非常松散，以致1750年以后，作家并不为它烦心。这种审查制度无法与20世纪在一些国家中实施的审查制度相比。然而，从某一方面来说，它对法国的思想和文学都产生了不良的后果。它使作家感到沮丧，不能致力于具体的公众问题，作出公开的或明快的表示。由于在法律上禁止批评教会和国家，他们就隐晦抽象地提出批评的意见。由于不许攻击特殊的事物，他们就攻击一般的事物。不然，他们就谈论波斯人和易洛魁人①的风俗习惯，而对法国人的却避而不谈。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双关语、巧妙的挖苦话、影射和笑话。作者一旦受到盘问，便可宣称他们的意思并非尽人皆知的他们要说的那种意思。至于读者，他们养成一种阅读禁书的嗜好。这些禁书通过非法的途径和外国书商，向来不难得到。
     巴黎是这场启蒙运动的中心。在举行谈话会的殷实人家的市内府第里，文人才子和社会名流云集一堂，讨论文学话题。时常也会有这样的凑巧，一个著名的哲人，也是一个有钱人，赫尔维蒂厄斯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不仅撰写了《论心灵》和《论人》等书，而且还举行了盛大的茶话会，在会上讨论了这些问题。不过，这种高朋满座、集思广益的聚会主要是在妇女主持的沙龙里进行。她们作为沙龙女主人而名闻于世，在后来称之为“文人共和国”中起了至关重要的协调作用。举例说，德·杰斐琳夫人大约从1750年起，在长达25年期间，设宴组织了一次次艺术家和作家的交谈会，有时还资助他们，介绍他们去会见高层社会或者政府中的有影响的人物。她也欢迎来访的外国人，如来自英国的贺拉斯·沃波尔和大卫·休谟，以及后来成为波兰国王的年青人斯坦尼斯·波尼亚托夫斯基。由于其他妇女也举办这样的沙龙，哲人和其他作家便经常有机会相聚，交流思想看法。
     这儿由艺术家莱蒙尼尔绘制的德·杰斐琳夫人沙龙，曾成为18世纪巴黎作家和艺术家一个闻名遐迩的聚会场所。此画绘制于19世纪初，显示的是这样一个想象出来的情景：一位作者正在朗读自己的作品，表现了著名的沙龙和沙龙名流所蕴含的文化声望。(Reunion des Me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se， NY)
     沙龙成了精心组织的会面场所，在这里，许多作者向爱批评的读者介绍他们的新作品;沙龙女主人宣读旅行家或远方记者的信件;令人仰慕的哲人的名望会在谈笑风生的谈话会中传开。杰出的沙龙女主人对她的沙龙所涉及的思想课题和社会衔接都考虑周详。苏珊·尼卡的沙龙在18世纪70年代和18世纪80年代期间，每逢星期五下午举行。为了准备她每周的谈话会，她在她的日记本上一一列出她想要讨论的想法和题目。朱莉·德莫斯皮纳斯在她巴黎府邸提供经常讨论的机会，在这里，她连续12年每周的每一个晚上都接见来访客人。有位仰慕者说，“她的伟大艺术，在于她着力显示他人的长处，她乐此不彼，胜过展示她自己。”沙龙和沙龙女主人，促进了文人共和国普世思想的发展，在这里，天才和创造性胜过贵族名门出身。虽然1780年后，妇女失去她们的许多文化影响，但这样的沙龙在法国大革命后还存留下来了。1795年，在大恐怖时期后，二位著名的哲人的遗孀，赫尔维蒂厄斯和孔多塞，开放或者重开她们在巴黎的沙龙，接待温和的共和主义派的人或性情开明宽厚的人。苏菲·孔多塞本人成了一名作家，而且是亚当·斯密著作的一名译者，她的沙龙在拿破仑执政的岁月中，一直是温和反对派的中心。较为短命的是更有名气的述曼·德·斯特尔的沙龙。她也写作，博览群书，在她众多的想法中，她对法国大革命没有丝毫改变妇女从属地位感到叹息。许多19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就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后的这些沙龙里。
     巴黎还在18世纪中叶出版了哲人著述中最为严谨之作《百科全书》。这部书由丹尼斯·狄德罗编纂，分为十七大卷，从1751年开始工作，到1772年完成。这是一部科学、工艺和历史知识的大辞典，颇为含蓄地对现存的社会和机构作了针砭，并概括了当时怀疑论、唯理论和科学观的精髓。虽然这不是第一部百科全书，然而却是第一部由一系列知名人士作撰稿人、同时又被视为对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的百科全书。事实上，所有的法国哲人，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达兰贝尔(协助编纂工作)、布丰、杜尔哥、魁奈等等，都为此书撰稿，有时他们一起被称为百科全书派思想家。虽然是在巴黎编纂，但是《百科全书》流传广泛，读者众多，大革命前就卖出了大约两万五千套多卷本，其中半数在法国以外，因此法语成了全欧洲受教育的人的国际语言。而在法国国内，《百科全书》被各行各业、社会各界人士所阅读。在贝桑松，这座大约有两万八千居民的城市，当地人就买了137套，其中15名是教士，53名是贵族，69名是律师、医生、商人、政府官员或者人们称之为第三等级的市民。这些为百科全书派学者所批评的特权群体，即教士和贵族，看书或者起码买书的人数远远超出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认为自己是哲人或与哲人意气相投的男男女女，遍布欧洲各地。弗里德里希大帝是一个杰出的哲人，他不仅是伏尔泰的朋友，是款待波茨坦文学界和科学界人士的东道主，他自己还撰写警句、讽刺作品、论文、历史，以及军事科学著作。他天生机智，利嘴利舌，对因循守旧和浮夸的习气不无几分戏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也是个哲人，理由大体相同。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倒不是个哲人，因为她宗教思想太浓，对一般的思想又很少关心。但是，她的儿子约瑟夫却证明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坐上王位的哲人，这将在下文阐述。英国沃伯顿主教被他的朋友视为哲人，他认为，他那时代的英国国教，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来说，恰恰是纯理性所要创造的。苏格兰怀疑论哲学家大卫·休谟可算是个哲人，爱德华·吉本也算是个哲人，因为他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尖锐抨击基督教，使虔诚的教徒大为震惊。塞缪尔·约翰生博士可不是哲人，虽然他因完成了一项18世纪典型工程——编纂了一部崭新的英语词典——而声名鹊起，却为超自然的事物忧心忡忡，笃信国教，贬低自命不凡的作家，竟然断言伏尔泰和卢梭是坏人，应发配到“殖民地”去垦荒。此外，还有意大利和德国的哲人，如马奎斯·蒂·贝卡里亚，他竭力要使刑法变得合乎人道;又如巴伦·格林，他从巴黎给他的许多订户发送文学新闻信札。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