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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身上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举凡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举凡每一次皇家内部的骨肉相残，举凡每一次围绕权位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从它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来看，它可能是构成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元素或者遗传基因。因为，事实上，这个情结存在于每一个具有广义“政治”抱负的中国人心中。要证明这一点，事例极多。比如，在官场、职场、商场甚至任何地方，每当面对利益冲突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对竞争对手甚至对合作伙伴便会表现得特别无情，必欲置别人于死地而后快;为此经常不留余地，不计后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周围和各种媒体上，此种情形大约称得上触目皆是。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仍然基本上遵循着“自己活，不让别人活”的原则行事。“双赢”或“多赢”哲学并非中国人的思想成果与信条。作为近些年打开国门后的舶来品，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人可能至今尚未学会在这种状态中生存。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对异己“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之类的理论与实践中，生活得实在太久了，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按照这样的信条在生活了。以至于到后来，我们已经很难将产生这种信条的土壤与这种信条本身区别开来了。因此，赵匡胤具有这样的情结一点都不奇怪。相反，假如他没有这种情结的话，那反倒是很令人诧异的事情了。 问题在于，赵匡胤的这个情结似乎特别强烈。其强度足以促使他为新生的帝国制定出一整套相当特别的政策，并为其作出了周密的制度安排。从而，造就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宋帝国。 从赵匡胤的一生经历考察，这种情形应该是由下列三个原因造成的：一、大唐帝国从辉煌到崩溃的惨痛教训;二、他自己亲身参与其中的五代十国凶猛搏杀;三、他本人取得这个“卧榻”的特殊方式。 应该说，这三方面的经验，已经足够令赵匡胤对任何染指“卧榻”的可能，保持高度的敏感与警觉了。我们知道，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这种敏感与警觉曾经导演出来过无数的人间惨剧。这些数不胜数的惨剧，让人拥有足够多的理由，怀疑中国人本性善良的说法。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奇·书·网-整.理'提.供]，对于这些惨剧，中国人整体上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国家为了一两个人的缘故，而付出巨大代价有什么不对，他们不知道也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一切发生。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赵匡胤以他特殊的思维方式，使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人间惨剧，变成了一出人间喜剧。这就是特别有名的、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一连串故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