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败论英雄”向来是有些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我认为这种历史观是偏颇的，有其势利的一面。对失败者而言，只记住他们犯下的错误和失败，忘记了他们曾有过的英勇和牺牲，只看到他们失败的责任，看不见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这是不够的。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至今仍有人将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结于以丁汝昌为首的北洋海军将领，甚至指责他们是造成失败的祸首，在北洋海军主要将领身上几乎都背负有不公正的评价，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谁应负甲午战败主要责任?
     评价北洋舰队将领首先应当分清战败的主次责任。甲午战争所处的年代正值清朝末年，清王朝已陷入全面危机。政治统治的腐朽没落，战略决策的消极保守，派系党伐的明争暗斗，封建军队的腐败涣散……这些才是导致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
     北洋舰队成军之后，朝廷大员指手画脚者多，真正帮助扶持者少，前来校阅观摩者多，前来解决问题者少。这致使战争即将爆发时，舰队战备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毫无疑问，北洋舰队将领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事求是地分析，许多关键问题确实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在指责他们负有战败责任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这样一些重要事实：
     事实之一：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之日，也是停止发展之时。1891年，清廷决定停购外洋船炮两年，丁汝昌十分着急，他曾上奏：“……从前所购船舰，经历多年，已成旧式，机器渐滞，运用不灵，比较外洋新式快船，速率悬异，且快炮未备，难资战守，一旦有事，恐难支拄，请及时增购船炮，以备防御。”但是他的多次建议均未被采纳。大战在即，为应对日本威胁，丁汝昌提出添置新式快炮需银61万两的最低要求，清廷仍旧拖而不办。大战之前清廷大兴土木修园，所花银两再建两支北洋舰队也绰绰有余。大战之后割地赔款图苟安，所赔银两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不禁要问，连添置几门快炮都办不成的舰队将领，何以承担战败的主要责任?

     事实之二：消极防御战略贯穿北洋舰队作战的全过程，“保船制敌”、“以战为守”方针束缚着北洋舰队，但北洋舰队将领只是这一消极作战方针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仅举一例：丰岛海战前，丁汝昌对日本舰队来袭就预有判断，制定了亲率北洋舰队主力8艘战舰护航的计划，这个计划开始也得到李鸿章的认同，并授权“相机酌办”，丁汝昌据此提出了“大队到彼，倭必开仗”、“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的应对之策，但却被李鸿章训斥后取消了大队护航计划。结果丰岛海战中清舰在明显劣势下惨败。连派出多少兵力都说了不算的舰队将领，如何承担指挥不当的主要责任?
     事实之三：甲午战争并非只是海战，陆上作战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陆海相辅相成，陆岸是北洋海军的依托。陆上作战，尽管广大清军官兵也有英勇作战之举，但总体上是败得快、败得惨。辽东战场，日军顺利占领辽东半岛，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最重要的基地旅顺;山东战场，日军荣城湾登陆如入无人之境，威海港南岸各炮台一日之内全部失守，北岸炮台和卫城守军不战而弃守，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成为孤军，苦苦等待的陆上援军始终未见。甲午战争海战的失败固然影响重大，陆战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陆战惨败的责任又该谁来负呢?
     事实之四：刘公岛被包围后，清廷内外臣工、将领意见纷纭，有的主张舰队出击;有的主张退往烟台;有的主张水路相依，协同作战;有的主张固守威海，陆上增援;最后是哪一种决心也没定下来。结果是，港口被日联合舰队绝对优势兵力死死封住，舰队出击“出不去”;陆岸被日军全部占领，协同相依“依不上”;陆上增援清军无影无踪，坚持固守“守不住”，最终舰队只能走向覆灭。
     此类事实还能列举不少，对于一场失败战争，找出其失败的原因教训固然重要，分清失败原因教训的主次则更为重要，否则不足以真正吸取教训。
     丁汝昌罪责大多不实
     丁汝昌战后长期背负罪责，至今仍争议不断，有很多不实之辞应当加以澄清。指责丁汝昌的不实之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说丁汝昌能力不强、指挥无方。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军专业，领导管理能力不强，造成舰队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认为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结果。
     诚然，丁汝昌出身淮军，并非海军科班，专业知识不及留洋培训将领。但北洋舰队的重要性决定了提督一职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也不可能不用“能人”，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这支舰队，不用能人不足以驾驭这支舰队。与北洋舰队科班出身将领相比，丁汝昌是资历最深、作战经验最丰富、战功最多的将领。行内人都知道，创建一支新军与接手一支老部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统领舰队的提督，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使舰队成军，并投入作战，其责任、压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丁汝昌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一直在努力学习近代海军知识。从他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可以看出，他海军专业术语熟练，表达准确，相当熟悉舰队业务，具体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枪、逐日轮流打靶的训练安排，甚至舰船修理旧洞的数量他都亲自抓落实。某次，运抵军中的煤炭短少10吨，丁汝昌硬是5次追讨，直至补齐，从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对舰队建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清朝上下既无海军传统，又无海军文化，更无人才培养的历史积淀，选用既懂海军专业、又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谈何容易，说李鸿章用人完全是“任人唯亲”，也有失公允。
     二说丁汝昌“怯战”，消极保船，贻误战机。这一指责实际上是朝廷大员推卸责任、寻找战败替罪羊之举。
     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几乎参加了北洋舰队除丰岛海战外所有的战斗和重大行动，黄海海战中，他负伤后还不肯进舱，仍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而在抗敌过程中，丁汝昌时常遭受无端指责及处分。他有许多机会可以推诿卸责脱离战场，但他从未这样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顶着来自朝廷的问罪、处分和言官们如潮的声讨、谩骂，抱定必死决心，忍辱负重坚守指挥岗位，直至自杀殉国，这样的人会“怯战”吗?
     实事求是讲，丁汝昌在指挥上深受李鸿章“保船制敌”消极防御方针的束缚，但他仅是这一方针的执行者。将“怯战”、消极保船和贻误战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显然有失公正。
     三说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败的祸首。这是当时光绪皇帝和一些朝臣为推卸战败责任对丁汝昌的指责，什么丁汝昌“一贯畏怯避战”，“旅顺危急，率兵舰望风先逃”等，现代还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称他自杀不是“以死报国”，而是自知罪责重大，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
     这样评价一个英勇抗敌、自杀成仁的将领是很残忍冷酷的。试想在舰队陷入绝境之际，日军将劝降书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诱他投降，丁汝昌斩钉截铁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时，是一个怎样的心境?在威海保卫战中，丁汝昌以北洋舰队残余兵力多次击退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定远”遭袭时，他正在舰上与诸将议事;“靖远”中弹时，丁汝昌正在舰上督战，并意欲随舰俱沉。像他这样一个抱定“船没人尽”决心的人，为何要先投降，再自杀?仅用“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来解释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丁汝昌这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忍辱负重，最后时刻尽节以终的崇高品格和爱国精神难能可贵。这一切不应否定，也不容否定。历史应当还丁汝昌这个甲午战争最大的悲剧人物以公正。
     刘步蟾没有“怯战自保”
     刘步蟾，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黄海海战中，在丁汝昌受伤后代为指挥。在威海保卫战中，他英勇抗敌，最终在不得不引爆“定远”后，拒绝投降而服毒自杀。
     甲午战争后，国人对刘步蟾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但至20世纪中叶，他突然又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一些学术书籍和影视作品中，其形象变得相当负面。
     据查，刘步蟾的这些恶名主要来自英国人戴乐尔(又译泰莱)之手。戴乐尔是北洋舰队洋员，海战时曾担任“定远”舰副管驾，在其晚年所著回忆录《中国事记》中，刘步蟾被描述成为中国将领中的反面典型。由于戴乐尔是海战的经历者，他的话具有一定权威性，因此该书译本被视为研究北洋海军的重要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