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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回忆:浙江椒江击毙日军海军大将山县正乡始末(2)

http://www.newdu.com 2017-08-31 趣历史 佚名 参加讨论


     我一面与敌笔谈,与其周旋,一面观察考虑。当时我判断这批人不是在战场直接作战的军官,估计是军事机关的参谋等幕僚人员,而且飞机上决不会仅有这三个人,他们下机问路的就是佐(校)官,显然机上一定还会有更高级军官在,而且这个高级军官定然来头不小。同时我观察到这架水上飞机的机身上未见炮位,此机不是战斗机,少炮火配备。我脑中迅速想到可借此机,相机行事,将机上人员哄上岸来,来个“瓮中捉鳌”,把他们全部活捉。于是我在纸上写道:可以,请你们上岸来,有吃的东西。
     这三人轻轻交谈一下,写道:好,我们去商量商量。就这样,这三个日本军官匆匆仍从原路退回机上。
     此时,我亦回到岸边,命哨兵赶快回中队部传令集合队伍,立即携带武器前来码头候命。随着时间推移,天色逐渐昏暗,潮水已落至七八,那架飞机已全部搁浅到泥涂之上,动弹不得。我正筹思下一步“瓮中捉鳌”的应对之策。突然我右后方不远处“砰”、“砰”响起了杂乱的枪声,且越来越近、越来越密。昏暗中只见十多人顺着江堤跑来,有的持长枪,有的提短枪,有的挥舞大刀,边跑边开枪边大喊。原来这是一伙在月前新收编,尚待整训的浙东护航队队员,他们也看见了日机,就三三两两毫无秩序地赶了过来。我大喊他们不要开枪,可谁也不听。这也难怪,平日这些人都散漫惯了,未经整训,何况他们又不认识我这个当地驻军队长。


     此时我部士兵也由分队长(排长)带到江边,全副武装,连一挺从未使用过的重机枪也扛了来。这时飞机里面用手枪向岸上回击。事已如此,我见状也就下令我部开火。战斗打响,当时因我方在江堤上,居高临下,并有堤岸作掩体,在地形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人员上我们又是以多打少。正枪战间,忽从飞机内传出两声闷重的爆炸声,紧接着有火焰从舱内喷出,想必是我们击中了机内易爆部位,接着全机起火,火光冲天,机上的回击顿时停息,至此,随着潮水的回涨,残机不一会就被海水吞没。这一场突发的战斗,在我方无一损伤的完胜下结束,飞机在海水中淹没了,那伙浙东护航队员也走了。
     丁:飞机上那些日本军官呢?
     阮:日机沉没于海水,战斗结束后,我组织部队分头清理战场,从停泊在江面的一民用小木船发现4具日军尸体,接着又从另一小木船上生擒5名,后来在椒江上游临海县大田港河汊港湾中又捉到5个。这两批共10名日俘先后押送台州守备指挥部,经审讯,日俘供称:
     “今在椒江内降落的是日本最新研制成功的4发动机巨型水上运输机,这架飞机是(日军)南支第四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山县正乡的专用座机,机上共有15人,包括山县的少将参谋长以及大佐、中佐、少佐等参谋、副官和机组人员。(我们)在今天参加(日军)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海军中将田中久一(在广州)召开的军事会议后,中午前从广州飞返基地台湾高雄途中,于广东、福建沿海上空几次见到正在巡逻的美国战机,因(山县)这架是运输机,体型大,没有作战能力,只能东躲西避地一次次逃窜,艰难地从广东经福建逃到了浙江上空。由于返回躲避耗时过久,机上燃油耗尽,不能持续航行,山县司令决定在日占区的甬江口镇海地区水面降落,机上驾驶员却将椒江口的海门视作甬江口的镇海,因而误降。(海门与镇海两处地形颇相似,都处在一条江的出海口南面,且两地北岸都有一座宝塔,两处空间距离亦近,航程瞬间即达。)
     遭到枪击后,飞机搁浅在泥涂上无法动弹,尽是挨打,不久,机内爆炸起火,我们逃离机舱,爬上小船,想趁天色昏暗逃出海去,不料小船内没有航行工具,我们终于被捉。飞机爆炸时,山县司令未同时爬出,以后情况就不知道了。”
     根据日俘口供,基本情况清楚了:机上本有15人,毙命4人,先后两批活捉10人,尚缺1人,据日俘口供判断这人正是日酋山县。事后日方广播称:山县正乡不幸战死,追晋海军大将。
     (山县正乡,日本山口县人,1891年生,先后毕业于日本海军兵学校,海军大学,并留学英国研习军事。历任海军航空本部课长、凤翔导战舰舰长、海军大学教官,陆军大学航空兵教官,1938年任第三联合航空兵司令率海军航空兵入侵我长江流域,配合日本陆军进行侵略,后继任第二十六航空战队司令官,台湾高雄警备府长官,1943年任联合舰队南支第四舰队司令现职,率部在太平洋地区对英美作战,此人在日本军界素以海军作战与航空战术见长,是日本海军将领中的佼佼者,生前曾三次获金鸱勋章,死后又追赠一级金鸱勋章。)
     丁:阮老,您是哪一年于黄埔军校几期毕业的?
     阮:1937年我在北平(现北京)读高中,正值卢沟桥“七·七”事变前夕,我参加了暑期学生集中军训,军训总队长是驻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将军(中共地下党员,淮海战役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与张克侠将军率三个半师战地起义)。我们在军训期间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和抗日教育。那时,华北局势危急,终于发生了“七·七”事变,军训被迫提前结束。我随家人离北平往南京,南京沦陷前再转辗到武昌。在武昌后不久,我独自入川,进了四川合州国立二中继续入学读高中。1938年冬黄埔军校十六期招生,我报考被录取,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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