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发泉老人依旧能清晰地说出自己参军的日期：1951年3月18日。那年，只读过一年书、刚满十七岁的他，执意要报名参军。曾为共产党做过地下工作的父亲试图阻拦他——六个孩子中最小的这一个，但没有成功。
     原本在家中放牛劈柴的他，一心想着去解放台湾。与他同时报名参军的还有他的大哥、二哥、姐夫以及外甥。然而，当部队行进到福建与江西交界处时，部队领导出来说话：打台湾暂时要停一下啦。当时他不清楚金门战役已经结束，原准备攻打台湾的计划被暂时搁置。
     马发泉以为这下捞不到仗打了，一个月两块钱的薪水，他省吃俭用将其寄回家中，想着或许当两年兵就回去了。谁知部队再次通知抗美援朝，准备出国打仗。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
     个子还没有枪高的马发泉，随后在辽宁本溪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军训。作为新兵团，他们学习打枪，学习英语，学习朝鲜语——只要学几句“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就可以了。
     跨过鸭绿江当晚，部队命令所有战士将身上具备中国部队特征的符号全部去除。“帽徽上的符号全都不要，在水壶上的五角星也刮掉，全部刮掉。我们问领导，他说刮掉就是不侵略朝鲜，你带这个东西进去就是侵略朝鲜。”部队命令轻装上阵，前线传来的消息是战士遭飞机轰炸后，衣服无法及时去除，和受伤的皮肉搅和在一起，导致救治不及时。为此，马发泉多年后还在记挂那件姐姐做的新毛衣不知去了何处。
     真正紧张的情绪就是从那晚开始蔓延的，马发泉忽然意识到这次是要真的打仗了。马发泉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虽然出身农家，但父母都比较疼爱他。他坦言自己十四岁时仍时常和母亲睡在一起，怕黑怕鬼，直到战争使他迅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在他面前，营教导员被敌人炮弹击中，头颅飞出去三十多米。“天蒙蒙亮，快到前沿阵地了，敌人那一边看到了，一发炮弹过来，还是封锁线上，结果他就倒下去了。教导员蛮漂亮的，大姑娘一样，这个头没有了……大家找那个东西，封锁线啊，很困难的……三十来米啊，到处是血。”他们必须找到他的头，即使当时敌人的炮弹正四处飞射。因为有规定——营级干部阵亡要运回祖国，“要有棺材的，有这么个待遇的。要找到他的头，没有头你怎么放到棺材里回到祖国啊?”大家在枪林弹雨中摸索着找营教导员的头，那个没有头颅的身体还在喷血，“自来水一样的，飙出来，血管都破了。不是一根血管，头部好多血管的。”
     马发泉感到了恐惧，可是怕也没有办法。“天也叫不到，地也叫不到，就一条心拼死。就是这么个念头了，死掉也算了，为国家争光，我们牺牲就是当历史了嘛。”
     同时入伍的姐夫在得到命令要攻打上甘岭时特意找到了他。 “我姐夫那时已经当班长了，他把一支钢笔和十块钱交给我，那是他五个月的工资。我姐夫哭了，他讲了一句话，我死掉以后，姐姐请你照顾。他说我死掉以后，有骨头你给我捡一块，包起来以后带回家来……本来我还不掉泪的，这话讲起来了，我今天不能掉泪了，我掉泪吃不消了。”“我姐夫后来负重伤，手打掉，三块炮弹皮，一个连冲上去两百多人，下来三十个人。全连立了一等功，那个连长马上就升级了，当营长。”
     马发泉当时担任的是机枪手，打得疯狂时，一晚上要换三根枪管。“冷水倒上去马上就成了开水。机枪负责封锁嘛，那个火力要很猛烈的”;“敌人厉害啊，美国那个枪都是八发的，我们崩扳一下，有时候还卡口，苏联给我们不是新的，是旧的，有时候卡口了，扳都扳不动，扳一下打一下，人家一扳就是八发”;“战场上白天和晚上是一样的，有探照灯啊，那灯像月亮一样，山头上全部都是，人都看到了，冲上去都知道，倒下去也知道。”
     姐夫还活着的消息是马发泉回国以后才知道的，在当时的战局下，他无从知晓消息。随后，他亲眼看见了大哥牺牲的场景，距离仅三十米：“当时看到炸弹炸过来，我哥哥就倒下去了。”
     马发泉后来在战场上遇见二哥。那是他二哥负伤治愈后再次上战场，两兄弟意外相遇： “他看到我很惊讶：弟弟，你还没死啊?”因消息有误，二哥以为大哥和小弟都已经牺牲了，“家里给我弄个灵堂，烧香烧纸。我母亲每天跪好几次，给我烧”;“我就马上求连长，我拿着枪照了张照片留个纪念。就这样寄回去了。”
     随后，马发泉报名写了血书，要求上上甘岭：“咬破手指写的，当时人都是懵的。为什么打仗?为什么?人基本上魂都没有了，走路都不知道，人都浮起来了，力气哪里来都不知道，就是准备死，为人民，为朝鲜人民，为中国人民。”
     在上上甘岭之前，马发泉所在的团部开会，六十几个战士骨干、团长、营长、连长及政治指导员布置如何对上甘岭进行冲锋，敌人一发炮弹打过来，“正好打在他们开会那个地方，在树林里炸掉的。全死了。我们死命开枪，要报仇，给团长报仇，还有营长，还有连长呢。一个团部基本上给他炸掉了，集中开会啊，全炸掉了”。
     实际上在马发泉的心中，“为大哥报仇，为团长报仇”的欲望更为强烈。当时的上甘岭已进入了白热化状态，“飞机炸了以后太阳都看不到了。打得全部是石头了，手抓起来都是炮弹灰，土全部翻过来了”。美国飞机飞得极低，驾驶员均是刚打过“二战”的王牌飞行员， “我们在阵地上，美国飞行员的脸我们都看得清，就飞那么低，扫射”。
     上上甘岭(主阵地)的十分钟内，马发泉所在班十二个人死了八个。他救了其中负伤的一个战友，这个战友退伍后在浙江丽水担任领导干部，很多年后，马发泉去看望他。“两个人抱起来就不放了，两个人哭啊。救命恩人来了，他老婆那天到家里敬酒给我吃，我也吃不下去，两个人就哭啊。你活着呢，你活着呢。”
     “一发炮弹打过来，一个子弹打过来，倒下去了，看人死得好像马一样，按一下就死了。堆成山了。美国人也堆成山，都在一起了”;“天都黑掉，白天就成了晚上。水本来是有的，河水很多的，靠近就不能吃了，都是细菌了，美国人的细菌弹啊。蜈蚣还爬的，不是死的蜈蚣，虱子、蜈蚣、跳蚤，还有老鼠，细菌培养出来的，它身上全部是细菌。炮弹送过来，慢慢地炸开，它爬出来，老鼠就到处跑。我说美国人最坏的就是没有人道。”“小虱子咬一口，就马上溃烂了，肿起来。看起来很好的，你要拿到手上，不注意，就完蛋了”;“敌人飞机发传单，叫我们投降。除了枪炮声，还有广播声，二十四小时广播。他说父母亲想你了，爸爸想你了，亲人想你了，你不要卖命了。朝鲜的地，中国的人，苏联的破武器。三句话，想想好像是的。斯大林给的都是破武器，就这原来还不给我们。打上甘岭的时候，才给了我们喀秋莎”;“美国人都是吃罐头，一个排级干部就一部车，我们一个营级干部就是一匹马，他是现代化的，到这个程度了，我们吃不消的。我们用喀秋莎打，十分钟就要转移阵地。不转移他就要给你炸掉，飞机给你炸掉，他有军事图的，你火力点在哪里他都知道。”
     “惨烈啊。没法说。就是互相打，弹药来不及了，后面跟不上，吃不上。我们好几天没有吃饭，咬不动压缩饼干，吃的喝的吞不下去，嘴都肿起来。”
     没有证据表明彭德怀作为志愿军总指挥来过上甘岭，但马发泉却一再确认了这点： “彭德怀亲自到阵地上去看望。不简单，哪一个总指挥到上甘岭去?他穿着便衣，很凶的。眼睛很大瞪起来。彭总都来了，你说我们士气高不高?他都不怕死啊。他说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被打死了，他自己现在也到阵地上来了，打!这还得了，毛主席的儿子都被打死了，这个气愤啊，什么都不想，就是跟他们拼了。”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马发泉多了一个习惯：刷牙洗脸从来只用一杯水。“家里人也问我，你用水这么省干什么?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很好了。我说你不懂，你们都不懂”;“当时水也有，但你不能吃啊，都有细菌，吃下去要死的。下雪天，也不敢吃雪，炮弹飞机炸过，都有炸药气味，有毒气。战斗激烈的时候，有四五天没水喝，后来我就喝尿了，一个同志的尿给我吃掉，没办法了。我叫他尿到一个炮弹壳里，我眼睛闭起来喝，喝掉以后精神就好起来。除了喝尿，还舔石头，石头有湿气的。”
     对于朝鲜战争的总结，他个人认为：“我们是精神第一武器第二，美国人是武器第一，反的。朝鲜人民军都是不挖壕沟的，懒，伤亡多。我们一到哪块阵地，就先挖沟，然后地老鼠一样躲起来。人在阵地在，来一个消灭一个。美国人比较特殊，你要打就打他们指挥官，指挥官一死他们自然就退了，没有什么报仇一说，很借命，但他们武器好，那是真的好。”
     在回国的火车上，过鸭绿江时，曾有士兵因过度高兴从火车上摔了下来，“车子开得快，开门，风一吹下去了，牺牲掉了。我们全团人都哭，团长也哭，政委也哭，我们也哭。团长说战士同志们，朝鲜战争打仗都没有死，快到家死了，你说我怎么回答他父母亲，我怎么交代啊”。
     马发泉在战场上先后负过两次伤，共得到十四块钱营养费。他都寄回了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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