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良翮，董必武的小儿子

1945年生于延安，1969年下乡务农，现为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

在三个孩子中，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父亲对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对我这么宽爱。他们的特权不如我大。他们不能随便进出父亲的办公室，我却可以在他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甚至可以乱翻抽屉。父亲曾经对我说：“上帝创造你，就是让你破坏的。”父亲很严肃，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没有骂过我。

我在“文革”中，曾两次无故被囚禁。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母亲从广州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父亲解释原因。

在姐姐的陪同下，我直奔公安部，又去北京市公安局“投案”。就这样，我开始了第一次囚徒生活。

当我和一大批红卫兵被“特赦”时，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一伙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我们，说是允许革命小将犯错误，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这批红卫兵包括“联动”和“西纠”两批人。据说，我不属于他们之列。

1968年冬季，父亲在广州养病。为了父亲过生日热闹些，我们全家人先后聚会广州。这时，因“文革”暂停了两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我兴奋至极，一到广州就缠着母亲，让她到军区活动活动，接收我当兵。广州军区以我眼睛不好为理由，总说研究研究，一个半月后，才通知我可以入伍。

决定搭乘张云逸大将的公车，先回北京处理一些事。不想在回京的列车上，我已被同包厢的两个男人监视上了。一下火车，我便被他们扣上手铐，塞进一辆早已停在站台上的小轿车里，押走了。与我同行的姐姐和在站台上接我的哥哥都惊呆了，不知所措。

姐姐说，这个时期，父亲做了不少诗，内容都是关于我的。父亲曾经对她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文革”期间，我两次坐牢，到底为什么？我一直糊里糊涂的。林彪摔死了，“四人帮”被揪出来了，我才慢慢明白过来。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整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对我父亲，因为无权可夺，便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他们把我抓起来，为的是逼着父亲“跳出来”。只要父亲“跳”，就打倒他。但父亲就是不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

“文革”开始时，我是北京市六中66届高中毕业生。我出狱时，同学们早已离开学校了。1968年12月，父母经过几天认真的考虑，决定送我到农村去。下乡前几天，父亲跟我谈了几次话，他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在农村上厕所没有手纸，农民揩屁股用石头……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下乡后，果然是这样。

离校时，我24岁。出狱半年多，我的身体一下很不好。为了我和女朋友相互有个照顾，父亲要我们结婚后一起去。那时，我还是高中生，中学生结婚没有先例，学校不给开证明。父亲说不开证明也结婚。这件事，我对父亲很钦佩，那么大岁数，还是清末秀才，但他没有封建思想残余，对婚姻的看法，比现代人还清楚。我和爱人是下乡后在农村办的结婚手续。

我在农村干了10年，从普通社员到大队书记，到公社书记，到县委副书记，三年上一个台阶，慢慢地升上来。从1973年当公社书记起，我每年都要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二百天左右。我体会到，只有和群众一起劳动，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感受到群众的感情。当农民的10年经历，为我一生积累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1979年，我离开农村，回到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我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只是在干部学院进行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后来，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现在在广州经商。

如果父亲活着，我相信他也不会落伍，一样会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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