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十二月，魏忠贤以朝廷的名义，按照拟好的名单将反对自己的正直官员或削职为民，或抓捕入狱。当尚书李宗延、张向达等50多位大臣相继被罢免官职后，朝堂为之一空。对于百姓，魏忠贤也没有放过，如果发现有人议论魏忠贤，便会将其逮捕，对其施以酷刑。数不清的人因此遭到了割舌的惩罚，以致人们在街道上相遇后，都不敢开口说话，只能用点头来表示相互间的问候。

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兴起第二次大冤狱，将周顺昌、周宗建、周起元、缨昌期、高攀龙、黄尊素、李应升等人逮捕入狱，罪名是“受贿”、“结党”等。当时高攀龙在家中的后花园与两位学生饮酒。听到周顺昌被捕的消息，他笑着对学生说：“我向来将生死抛诸脑后，如今机会来了。”他随即嘱咐妻子儿女不要惊慌，并立即写好两张纸条交给孙子说，“明天将纸条交给前来的官兵。”随后他将人全部赶走，整好衣冠，向北叩拜后投池自杀。他的孙子打开爷爷交给的两张纸条才知道是遗书。上面写道：“我虽然削职在家，但以前是国家大臣。羞辱大臣就是羞辱国家。我不忍受辱，只有像屈原那样为国而死。”百姓听闻无不为之惋惜。

除了高攀龙外，其余6人在狱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最后都惨死在魏忠贤的手下。周顺昌裸露着身体被重物压住头部致死;拒绝给魏忠贤写碑文的缨昌期被魏忠贤定成了“反魏”的罪名，在严刑拷打之下，十指被全部打断了;周宗建被铁钉钉入身体，然后被沸水活活烫死。其他几个人在死后，也都面目全非，无法辨认。

此时，魏忠贤已经羽翼丰满，权势通天，威福天下。满朝文武无不仰其鼻息，就连内阁成员草拟圣旨时，都要注明“朕与厂臣(阉党对魏忠贤的称呼)……”当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为讨得魏忠贤的欢心，确保自己能享受荣华富贵，想出了极为荒唐的主意——为魏忠贤建生祠(就是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建庙)。他的奏章递上后，魏忠贤立刻用熹宗的名义下旨，同意了潘汝桢的请求，还为生祠赐名“普德”。潘汝桢见投机已经见效，便立即向百姓收取建庙的银两，使得许多老百姓为此倾家荡产。在潘汝桢的全力督造下，魏忠贤的第一座生祠在杭州西湖畔出现了。这座生祠的规模和精巧程度不亚于皇宫祠堂。魏忠贤的雕像和本人一般大小，用纯金铸成身体，用珠宝玛瑙制成了五官，穿着的衣服也极其华丽。在普德祠落成的当天，潘汝桢率领当地的文武官员向魏忠贤的雕像行跪拜大礼。再加上鞭炮齐鸣，杭州西湖被弄得乌烟瘴气。杭州的普德祠建立后，各地纷纷效仿。在苏州有“普惠祠”，松江有“德馨祠”，扬州有“沾恩祠”，淮安有“瞻德祠”，在北京有“茂勋祠”、“广仁祠”、“隆恩祠”……在全国建立的生祠数不胜数，而规模也是一个比一个宏大。建一座生祠至少要花掉数万两银子，最多者达到了上百万两，这就给老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由于修建生祠，光开封就拆毁了上千间民房。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拆毁了一万多间房屋，致使百姓居无定所，只好在外流浪。一些正直官员反对这种祸国殃民的做法，都没能逃过魏忠贤的毒手。像胡士容、耿如纪等人就是因为反对修祠而丢掉了性命。

自知难逃一死，畏罪自杀

魏忠贤的专横使得天启年间吏治腐败，官僚机器基本陷于瘫痪。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此时乘机南下，很快就攻占了辽东、辽西的大片土地。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率军击败努尔哈赤大军。努尔哈赤在交战中身受重伤，退兵后病死于盛京(今沈阳)。朝廷将这一战役夸耀为宁锦大捷。领兵浴血奋战的袁崇焕因不肯投靠魏忠贤而未加封赏。但吏部尚书王绍徽为讨好魏忠贤，却上疏说这都是魏忠贤“用人得当”，应该予以嘉奖。熹宗便下旨重赏了魏忠贤。当年冬天，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相继建成。李永贞、周应秋又上奏颂扬魏忠贤的功绩。于是熹宗下旨封魏忠贤为“上公”，加恩三等;他的侄子魏良卿由肃宁伯晋封为肃宁侯，并世袭锦衣卫指挥。就连刚会说话的魏氏小儿也被封爵授官。年仅三岁的魏良栋被封为东安侯，二岁的侄孙魏明翼被封为安平伯。最为可笑的是，山东发现珍奇动物，巡抚李精白画图上报朝廷。礼部尚书黄立极在草拟圣旨时说：“这都是因为厂臣(指魏忠贤)德性好，所以才能出现吉祥之兽。”

魏忠贤虽然权势炙手可热，但他倚仗的是不谙政事的熹宗朱由校。如果这个靠山倒了，他也就失去了发号施令的依据。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重，魏忠贤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保住熹宗，自己的地位才能得以巩固。因此他挖空心思地调理熹宗的身体。张皇后对此也十分焦虑。当时有传言说魏忠贤阴谋篡位，这使得皇后惴惴不安。熹宗荒淫无度，却没有留下儿子。熹宗的五弟信王朱由检为人恭谨。张皇后认为他可托付大事，便想向熹宗推荐信王为皇位继承人。但魏忠贤等人始终在宫殿内外把守，令张皇后一直未能如愿。直到有一天，魏忠贤有事离开熹宗床前。张皇后便乘机传召信王朱由检进宫面圣。熹宗躺在病榻上有气无力地对信王说：“望吾弟将来能成为像我一样的君主。魏忠贤是忠臣，应予以重用。”信王只是跪在地上叩头，并未作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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