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赣会战，是1942年夏季，日军为摧毁中国在浙江前进机场，打击国军第三战区主力而发动的一场战争。主要由金华、兰溪地区战斗、衢州地区战斗、上饶、广丰地区战斗、浙赣路西段战斗、临川地区战斗、丽水、温州、松阳战斗、日军撤退时的追击战斗等组成。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中国军队机场，打通浙赣铁路，最后基本实现预定目标，曾经占领衢州机场，但遭到严重损失，第15师团师团长阵亡，日军战史记载伤亡1.7万人 。此会战后，日军基本达到了“没收与破坏铁路设施和器材以及其他培养战力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设施和资材”、抢掠物资，并掳劫青壮年等“以战养战”的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的决策者们认为依赖美国，胜利在望，曾一度表现积极，以攻势作战获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但在此次会战之前，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连连胜利而盟军则节节败退，特别是美、英的世界战略是“先欧后亚”，对国民政府的有效援助极为微少，因而蒋介石等人保存实力、坐观事态发展的消极抗战思想上升到主导地位。
     当发现日军第13军向浙江进攻时，蒋介石虽然加强了第三战区的防守兵力，准备在衢州地区再实施一次第三次长沙会战式的围歼反击战;但当第88军和暂9军在金华、兰溪地区坚决抗战而颇有伤亡时，为保存实力，蒋介石在战斗发展至紧急关头下达了避免衢州决战的命令，认为日军必如以前各次进攻一样，在到达目的地后即返回原防，因此采取了单纯的守势作战，事实上是放弃了浙赣路，将主力撤至福建仙霞岭、武夷山南北地区，没有采取攻势作战以歼灭、消耗日军的任何措施。结果适得其反：为保存实力而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境地，许多重要战略据点基本上是不战而被日军占领，部队大量伤亡多是在突围溃退时发生的。而且正是由于这种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行为，才使日军能在浙赣路从容地占领2个多月，并抢掠物资，杀害人民;才使日军能在浙赣路畅通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地向后方运送抢掠的物资。就连日军也说：“自6月下旬以来，直到8月中旬，我军从广信、广丰附近返还，在这一期间，该方面的中国军基本上未见积极活动”，“在6月下旬我军打通浙赣线作战中，该方面中国军毫无作为，一味退避，我方未损一兵一卒，完成了打通任务”，“此后，动向更趋消极，只是考虑到我军回转”。

     当日军第11军撤退、江西保安纵队和第58军企图乘势向日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实施追击时，蒋介石认为日军既已向南昌撤退，何必再自找伤亡，为“整理战力”，竟下令不许追击;当发现日军第13军不从金、兰撤退，而是要长期占领该地区时，第三战区部署了进攻，蒋介石又下令停止攻击。将这一切与此前的长沙会战相比，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次会战失败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5月间，日军第11军为策应第13军从南昌发动进攻时，军事委员会令第九战区将第79军及第4军从湖南调到赣东地区，划归第三战区指挥，顾祝同曾考虑将这2个军与第100军一并交付一位集团军副总司令统一指挥参加赣江以东地区的战斗，但薛岳拒不执行，仍令该军只听从他的指挥，以致以抚河为界，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仍各自指挥。因而当日军沿浙赣路向东进攻时，第三战区只有第100军的第57师防守鹰潭以西地区，无力阻止日军的进攻，日军仅以1个支队(3个大队)的兵力就轻易地占领了东乡、邓家埠等战略要点，而且得以集中兵力(24个大队)围攻刚到临川地区的第79军，使这个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军事委员会在1942年5月16日就命令第九战区将第79军和第4军从湖南调至赣江以东地区，以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守力量，而薛岳未执行。直至1942年5月31日军事委员会直接电令第79军驰赴临川，该军才开始东进，但仓促应战，被围受创。当第79军一再败退、南城也为日军攻占后，第4军才于1942年6月13日调至赣江东岸投入战斗。当时命令上是让第4军与第58军共同进攻临川，但实际上只有第4军进行了攻击作战，第58军仅以一部兵力佯动，主力仍防守赣江之线，防止日军西渡赣江。结果第4军遭日军包围，经苦战方得以突围后撤。日军击溃第79军和第4军后，7月初再集中兵力围攻第58军。该军也经苦战才脱离战场。1942年王耀武率部参加浙赣会战中，在衢州、江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延缓了日军西犯的企图。
     第九战区使用于赣东地区的部队共3个军，兵力不算太少，但由于逐次投入战斗，以致被日军各个击破。如果在作战之初形成统一的指挥，3个军的兵力能集中使用，则赣东战斗的局势必将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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