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前期，香港处在卜力的管辖下。

这位英国女王派遣的第12任港督，对中国的政治局势甚为关注，在1909年所撰的《港督话神州》一书中，他把古老的中国比作“沉睡的东方巨人”，预言“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

然而，当立志推翻其清政府的同盟会成员来香港募捐时，却遭到这位香港总督的极力排斥，他严格限制香港同胞捐款支持辛亥革命，下令港府驱逐孙中山出境。

这位看好中国“狮吼”的总督，何以不为神州的巨变做些什么，甚至还帮着中国腐败政府开倒车呢？

这就首先弄清他来到中国的使命。

在被大英帝国征服的国家，总督独揽军政大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俨然当地“太上皇”。地位“仅次于上帝”。所有议案或法案最终需要得到他同意并签署才可通过。总督在所有议案上也有“最终否决权”。

即便从21世纪的角度观察，英法宪政也并无落伍之处，甚至一直充当政治文明的主流正宗，然而，20世纪之前，英国本土与大英帝国却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

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人对帝国臣民没有关爱，自然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英国思想家、《国富论》作者）所说的同情和怜悯。

总督是英国女王的代理人，必须按女王意愿行事。虽然是从“自由国家”派出的大员，但是他们在当地的主要任务，是最大程度地为本国攫取利益。

英国对征服地治理上，强化了“二分法”、“等级制”。 “二分法”使总督高高在上，成为主宰一切的“狼王”，“等级制”把征服地的人民变成“羊群”。从征服之日起, 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人对帝国臣民没有关爱，自然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英国思想家、《国富论》作者）所说的同情和怜悯。

英国总督在香港如是，在印度亦如是。这种总督制虽然“主权意识”浓厚，但在治理上，强化了“二分法”、“等级制”。这些总督对征服地并不推行民主政治，而是实行另外“本土化”的政治管理，香港印度的总督由英王派，不由内阁派。

基于此，总督必然秉承英国皇室的意旨，忠实执行英国政府的政策，为英格兰攫取巨大的利益。譬如统治香港的28个港督，尽管在各人经历、作风、民望、功过有所不同，但在维护殖民统治、谋取政治利益却具有共性。

大英帝国被称为“垄断帝国”。为了让“垄断”天长地久，显然“弱皇帝弱中国”才更符合于女王及其总督的胃口。他们不希望出现一个共和的大中国，而是希望中国一直不要醒过来。

所以就不难理解，20世纪初叶，卜力这些港督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不是支持力挺，而是配合清政府阻止中国民主和民族革命。虽然他们也看那清朝帮腐朽权贵不顺眼，但为了利益，还是站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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