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请示莫斯科，瓦西科夫决定带领一部分人员随广州政府西迁，但由于重庆方案未得到落实。苏联驻华使馆也就没有再离开广州。苏联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期间，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关系。尽管国民党方面对苏联支持中共的做法一直不悦，但彼此心照不宣，也未提出过正式的反对意见。但在刘少奇使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政府同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政府签订的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还是令国民党政府感到愤怒。

8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公使瓦西科夫并就上述事件提出抗议。叶公超指出，中国政府从来都是本着维护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立场，并最后请瓦西科夫尽快将照会内容转告苏联政府。瓦西科夫表示，他立即将照会的内容和部长的口头声明转告莫斯科。但苏联方面明知理亏，遂采取回避问题的办法处理此事，对上述照会一直保持沉默，不予回答。这种沉默一直保持到l949年10月2日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外交关系的命运。在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苏联政府同时宣布与阎锡山领导的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政府的这一外交举动完全激怒了国民政府。10月4日，叶公超约见瓦西科夫，向其宣读了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政府照会的答复，指责苏联方面违反l945年条约，应对外交关系的破裂负全部责任。

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瓦西科夫保持沉默，不发表任何意见。10月5日，国民党政府照会的内容被刊登在广州的报纸上。由此，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彻底地断绝了外交关系。由于苏联政府已经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那么，苏联驻广州的大使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为此，苏联大使馆的人员撤离广州一事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尽管叶公超在同瓦西科夫会面中答应将为苏联使馆人员撤离提供帮助，但在具体办理过程中，国民党政府方面却要求苏联使馆人员撤离应在莫斯科国民党政府外交人员撤离之后。

因为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使馆的外交人员不想去北京，而是想去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苏联驻广州大使馆工作人员作为人质，保证国民党外交人员能顺利返回台湾。苏联使馆人员30人，包括儿童和家属在广州经历了为期一周足不出户的漫长等待，甚至连生活食品都是由广州当地的俄华后裔叶夫达季莫夫帮助购买的。

到1949年10月10日。苏联使馆人员终于获得了离境签证。但好事多磨，英国驻广州总领馆却以香港当局担心苏联船只通过珠江口时会遭到士兵和海盗的袭击为由，拒绝向苏联使馆人员发放中转香港的签证。为此，苏联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与英国政府取得了联系，请求其迅速发放其使馆人员通过香港中转的签证。

苏联政府的请求很快得到英国方面的响应。l949年10月12日，英国驻广州总领馆不但向苏联使馆全体人员发放了外交签证，而且派卡车将使馆人员送到广州白云机场，再由那里乘飞机至香港，与前来接应的苏朝联合船务公司船只会合。苏联使馆人员在前来接应的船只上等待数天后经南中国海，在渤海海面开始了漫长的航行。由于对途中的情况估计不足，轮船在航行中煤和水等供给材料短缺，轮船及使馆人员被迫在大连稍事休息后继续前往天津。

由于当时天津港没有能力接纳3000吨吨位的轮船，所以轮船最后只好停泊在海河出海口6公里处的塘沽新港。在塘沽新港，苏联使馆人员直接换乘等在那里的火车，于1949年10月30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30天安全抵达了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北京。

苏联大使馆南下广州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过去60年了，在这60年里，中苏(俄)关系一直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苏(俄)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合作，历史已经证明双方只有合作才能共同发展，而对抗只能使双方受到更大的损失。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相信在新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中俄之间一定会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使得中俄关系朝着更加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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