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抗战发生于热河省，时间为1933年2月至3月。由于满洲国成立时，《建国宣言》中即曾表达过凡长城以北关外东北四省均为满洲国法理领土热河为满洲一部份。于是日本 方面即根据《日满议定书》，积极侵略热河。因为中国国内舆论普遍不愿意承认满洲国，2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至北平，与包括张学良、宋哲元等27名将领一起发表“保卫”热河通电。2月21日，热河战役爆发。装备不良，士气低落的东北军节节败退，3月4日省会承德失守，热河全境沦陷，至此东北全境沦入伪满统治之下，东北军关外余部部分转入游击战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继续与日军及伪满斗争，另一部分转入长城沿线参加长城抗战，之后撤入关内，与之前撤入关内的东北军继续活跃在抗日战场，期盼有朝一日“打回东北去”。承德沦陷后几日之后古北口沦陷，热河抗战结束，长城抗战开始。
     1933年2月21日，日本关东军 、伪满军10余万人，以锦州 为基地分三路进犯热河，史称热河事变。北路由日军第六师团与伪满军张海鹏、刘桂堂、程国瑞等部从通辽 侵开鲁;中路由日军第八师团纠集伪军李寿山部由义县 犯朝阳;南路由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和伪军丁强部从绥中侵凌源。2月22日，铃木旅团偷袭热河边境的南岭，中国守军奋起迎战，热河战事全面展开。3月4日，日军川原旅团先头部队仅以128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 。4月21日，日军占领兴隆。至此，除热西的丰宁等县外，热河全境沦陷。从此，热河人民展开了长达12年的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
     1932年冬天，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继而又向热河推进。当时热河驻有汤玉麟的 6个旅，2个直属团，2个直属营，1个特务队。其中有3个步兵旅，刘玉才的第七旅驻在绥中，董福廷的第三十八旅驻在北票、义县一带，刘湘久的第一○六旅住在隆化北部。另外还有3个骑兵旅。骑兵那时称为高脚队，没有战斗力，因为汤玉麟好马，所以成立骑兵旅。他们是崔星武的第十九旅，住阜新;石相廷的第六旅住热北;赵国增旅驻地记不清了。加上那些直属部队，实际上是1个整编师，即十一师，但对外仍称十二军。

     九·一八事变后，热河境内时有断断续续的战事发生，都是小规模的与日军作战。
     1932年冬天，万福麟和冯占海部分别退入热河境内。汤玉麟为联合两位将领抗日，邀他们到承德协商，商定汤军进行休整期间，由万、冯两部先行阻击。会后，汤玉麟将第三十八旅调往平泉休整。谁知万、冯二人竟不履行诺言，先行逃跑，致使热河局势危急，接着几天内战况不利：先是阜新骑兵第十九旅崔星武叛变投敌，紧接着是日军进攻平泉。同平泉方面的联络中断，热河危在旦夕。
     这时汤玉麟召集守军将领开会，宣布退出承德。会议尚未开完，那些靠搜刮民脂民膏的八大处官员便收拾财物，争先逃命了。军队从热河撤出时，异常狼狈，溃不成军。
     汤玉麟本人也十分狼狈，家眷都没来得及带，便乘一辆三轮摩托车上路了。一路上，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从承德带出的400万大洋，用骆驼驮着，骆驼被飞机轰炸惊跑，白花花大洋洒了一地，也无人顾上去捡。在滦河边上，汽车、大炮横躺竖卧，战马来回奔跑，一片慌乱的景象。这时，天色已晚，摩托车前方突然出现一群人，驾驶员连忙停车，车还未停稳，汤玉麟便从车里滚到车外。待人群临近时，才发现是特务队，队长崔子衡急忙与汤玉麟说了几句话。就在这段时间，驾驶员不见了，没有办法，又从特务队找了一辆两轮摩托，送汤玉麟过了滦河。滦平县县长把汤接入县城，第二天天一亮，又向长山峪急退。撤退途中，第七旅刘玉才部在大坝附近打下了一架日军飞机，并活捉了日军飞行员。
     当汤军撤退到沽源时，部队只剩下几千人。这时驻沽源的孙殿英的第四十一军，又对这残兵败将进行了伏击，致其损失惨重。孙殿英曾认汤玉麟为干爹，为汤大太太披麻戴孝，此时见汤大势已去，便落井下石。汤玉麟走投无路，召集剩余人马在沽源大滩的教堂内，跪着磕了个头，老泪纵横地说：“弟兄们，我汤玉麟过去对你们怎么样，你们心里是清楚的。我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希望你们再保我一程。”这时官兵见他如此可怜哀求，也不禁落泪，乱哄哄喊起来，愿意继续保他。
     后来汤玉麟接到伪满洲国第五军管区司令张海鹏的一封劝降信，他看后十分生气，将信撕得粉碎扔在地上。汤玉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派人和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联系，要求收编。宋哲元同意，将汤的余部编为1个旅，汤玉麟任上将参议。以后汤玉麟便携眷到天津隐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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