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1日，侵华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当时简称榆关)发动了侵榆战争。临(榆)永(永平即卢龙)警备司令何柱国将军下令坚决抵抗，并向全军将士发布《告士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之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血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全军将士同仇敌忾，惨烈的长城抗战就此开始。
     1933年3月3日，日寇128骑轻取热河省会--承德。热河省主席、督统汤玉麟仓皇出逃。在双塔山脚下(我村对过，当时是南大道)，汤的坐骑被日寇的飞机扫射打死。汤被吓得尿了裤子，被亲兵卫队用担架抬着逃的不知去向(这些情况是我父亲和乡亲们亲眼所见。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常给我讲的故事。我们现在经过查找历史资料得知，汤怕进古北口就得被张学良毙了，故而逃往张家口)。3月4日傍晚，日寇的骑兵侦察小队就到了距古北口60华里的滦平县青石梁，立即遭到由东北军第7旅(9.18事变时守卫沈阳北大营的部队)改编成的陆军67军107师(师长是张政枋)下属的621团(团长是王志军)的迎头痛击。在当地百姓的全力支持下，我军坚守了两天两夜。以窳劣之武器，以血肉之躯同日寇的钢铁巨兽拼搏。用手榴弹和燃烧瓶，打掉了日寇4辆坦克、6辆装甲车。此战由于我军准备比较充分，又有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援，我军以伤亡500余的代价，取得毙伤日寇近千名的战绩。由于日寇调来大部队支援，又调来飞机、重炮狂轰滥炸，我军实在支持不住，才于3月6日夜撤至长城一线防守。此战受到国内报纸的极大赞扬，还受到北平军分会的通令嘉奖。

     3月8日晨，日寇在飞机和远程重炮的掩护下，向由原东北军第12旅改编成的陆军第6军团(总指挥是张作相)102师(师长是张廷枢，是张作相的大儿子)下属的635团(团长是白玉麟)据守的古北口大关进攻，受到该团将士的顽强抗击。日寇攻了一天，伤亡惨重，没能攻下。3月9日，日寇雇用了火斗山小苇子峪一个叫李长山的汉*带路，从巴士沟口长城墙下的一个水洞钻过长城，从背后向据守古北口制高点“将军楼”的634团进攻。我军背腹受敌，仍顽强战斗。在长城之上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直打的长城上下、山前山后，尸横遍野，敌我双方死伤枕籍。日寇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才占领了炮筒子沟口。白玉麟团长闻知此讯，立即带兵支援，经过血战，又夺回了炮筒子沟口。直到白玉麟团长在长城上遭日寇飞机扫射为国捐躯后，日寇才于3月11日上午10时占领了古北口的制高点，长城之上的一个敌楼--“将军楼”。
     “将军楼”被日寇占领，就意味着古北口保卫战失败了。违抗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在石匣就地待命”命令的我17军25师师长关麟征，于10日晨急赴古北口前线。到防后，守古北口城及两侧，所部145团(团长就是著名抗日名将戴安澜，在入缅远征返回祖国途经“野人山”时遭日军伏击壮烈牺牲。士兵把他的骨灰抱回祖国。入国境后，沿途百姓夹道跪迎。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的香山寺为戴安澜举行了国葬仪式。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蒋介石送来挽诗、挽联，周恩来送来花圈，对戴安澜的以身殉国给予极高的评价。1956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 10月3日，毛泽东主席向戴安澜的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占龙王峪口，即与敌展开激战。11日上午，关麟征获知“将军楼”失守，感到形式紧迫，立即命令73旅旅长杜聿明代替他指挥保卫古北口城和龙王峪口的战斗，由他亲自率领149团(团长是王润波)去夺“将军楼”。在通往“将军楼”的两个高地(北高地距“将军楼约200多米，南高地距'帽儿山'约1300多米)之间，敌我双方反复冲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王润波阵亡。师长关麟征也被日寇的手雷炸成重伤，但他仍用手堵住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终于夺占了北侧高地。但占据“将军楼”的日寇居高临下，用密集火力封锁了山梁。战士们几次冲锋都失败了，没能夺下“将军楼”。关师长被抬下山，他任命杜聿明为副师长并代理师长，梁凯任73旅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