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季少女来到中国

我出生在日本福冈乡村，1945年中学毕业来到中国。那年5月，我与同校3个女孩子一起去辽宁锦州“满铁”护士学校，是第5期学员。8月15日那一天，学校广播说日本投降了。

9月，八路军伤病员住进了医院。10月底，我们在一个大广场集合，八路军院长通过翻译讲话说，中国国内局势紧张，国民党队伍已经进城，八路军要撤退。我们缺少医护人员，希望你们援助。愿意跟八路军走的人，今晚六点半，在医院大门口集合。

八路军是我平生见到的第一支军队。他们待人可亲，没有因为日本是战败国，就对我们苛刻。当俘虏的人会怎样，我想都没想，更没有恐惧心理。我才15岁，还得活下去。我决定跟八路军走。

队伍先到北票，一个礼拜后，去了赤峰。去乌丹路上，一天，国民党飞机来了，我们把伤病员藏在河边芦苇丛下，用树枝遮盖，敌机没有发现。重伤员放担架上，轻伤员放车上，车子是木制的，轱辘用铁皮弄个圈儿，很结实，运送伤员全靠老乡帮忙。

到了林西20多里外的大营子，一座大教堂当医院，我是手术室护士。老百姓真把心掏给了八路军!有一位八路军女战士住老乡家，身负重伤，子弹取不出来，伤口老是化脓，我们几个护士每天给她换药。后来，米勒大夫动手术才取出子弹，伤口慢慢愈合。这户老乡家有3个孩子，穷得没有衣服穿，生活好苦啊。1946年我离开那儿，2002年我回去看过，多少年啊，完全不一样了。土房子没有了，变成了砖房。幸好教堂还在，否则真的会迷路。

八路军战地护士

1947年仗越打越激烈，急需前线手术队。我身体好，又在手术室工作，被选了出来，汉斯·米勒任队长。第一次见到他，我吃了一惊：嘿，八路军里怎么还有大鼻子!米勒大夫医术高明，工作负责，脾气耿直，人实在。

我参加了四平战役、平泉战役、隆化战役。手术队借用老乡的空房子，先用消毒液消毒，砖头两边垫平，把门板卸下来放上去，铺上消毒好的布，手术台不就出来了?晚上，交战的火光映红了整个夜空，老乡陆续把伤员送过来。清晨5点，国民党飞机不会那么早来，家家户户把门板拆下来当担架，用粗绳子这边一个，那边一个，4个人把重伤员送到后方医院。啊呀，中国人真有办法。没有手术室，他们有门板，就出来一个手术台，抢救了很多伤病员;没有担架，他们有门板，用门板把伤病员送到后方医院。我看到这些，真感动啊。一闭上眼睛，那情景就在我面前。

八路军有铁的纪律。战士们住老乡家，每天早晨起来，用大扫帚哗哗地扫院子，挑水把水缸蓄满。有一次，一个小战士向老乡借针线，这么长的黑线缝完了，剩那么一点儿，还给老百姓。我说，你自己拿着，下次用不就方便了吗?为什么还要还呢?学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才理解“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懂得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与米勒大夫的情缘

战争结束了。有一天，米勒大夫说找我有事，我就去了。有一棵很大的树，他让我坐在树根上。他问，你同意咱俩在一起生活吗?我一下子懵了。我17岁，真想回家啊。我对他说，我要回家。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应该回家。那么，我们两个没什么可谈的了。

我回原单位，在军队做老干部保健工作。有一位政委夫人与米勒在延安就认识，她问，米勒怎么还没有解决个人问题?米勒大夫的上司李资平部长说，有一个来着，他喜欢一个日本护士，那个护士回国了。她问，回国了?叫什么名字?他说，中村京子。中村京子?前几天我还看见她呢。于是，下了一个调令，把我调到米勒工作的单位。

米勒大夫亲自到火车站接我。李部长找我谈话，你没有解决个人问题，米勒大夫也没有解决个人问题，我们给他介绍过两个，他不同意。你想想，他可等你两年嗳!那时，我19岁。米勒大夫比我大15岁，已经34岁了，我觉得挺对不起他，我只是一个普通护士，对不对?我说，好吧，我想一想。李部长说，觉得可以，你们两个再处一处。我说，得给我一点时间。处了半年，我了解到米勒大夫从德国来到中国，就是帮助中国革命，决心在中国工作一辈子。他真心等我两年。我答应了。

1949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天津办喜事，请了八九桌，都是米勒大夫的同事、朋友。我年轻，确实想回日本。在中国的日本人1947年回去了一拨。1953年秋天，又一批返回日本，那时我在长春工作，女儿已有3岁，抛弃丈夫孩子走是不可能的。在医院一起工作的日本朋友都回去了，我与米勒大夫到火车站送行，他们一起给我加油，要我在中国好好过。火车启动了，惟独我留了下来，心里难过是自然的。

直到1972年中日建交，我与米勒才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日本，探望在福冈乡下的父母亲，在家里住了10天，又去了东京。米勒大夫重视中国肝病防治，日本肝病学家西冈久寿弥对他说，我送你乙型肝炎检测药液。米勒大夫说，那好啊，我带回去。在北京人民医院试用后，效果很好。他考虑，中国人口众多，不能老跑到日本去要。以后，中国自己研制成功了。两年后，又研制出乙型肝炎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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