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是铁勒诸部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并不是高度集权的大唐的对手，所以在唐军开到后就产生了畏惧，不战而降。唐朝司宪大夫杨德裔等人认为这两部的归降之心是真诚地，向高宗建议怀柔，原本薛仁贵应该对其好好安抚，最多惩办一下首领，这样便能不战而定铁勒。但薛仁贵和郑仁泰为了立功，竟然背信弃义，对已经放下武器，等待受降的铁勒军突然发动进攻，并残忍地将十三万铁勒降卒就地坑杀，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杀降暴行。大规模屠杀俘虏已经非常过分，可为了替唐帝国和大唐百姓消除后患，也为了杀良冒功，薛仁贵竟然还把屠刀伸到了平民头上，将已经归降的思结、多览葛两部的平民“掠其家口，以赏军士”，不知多少铁勒女子惨遭唐军奸淫杀戮，不知多少良家女子被唐军卖入青楼。而对于部族中的青壮年，薛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一时间人头滚滚，杀戮平民无数，按《唐会要》的说法----“杀降九十余万”!实可谓丧心病狂。

九十万的数字，笔者认为可能有所夸大，但要支撑十几万军队，即使是兵民比例较高的游牧民族，也需要数十万百姓。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大规模地杀戮归顺的平民，将整个部族进行屠灭的野蛮暴行，可谓极其罕见，连唐朝的大臣也多有对此不满者。杨德裔等大臣便激烈地弹劾薛仁贵，指责他“故杀降人”。薛仁贵的暴行彻底激怒了铁勒人，这些本来愿意归降的部族自此与大唐结下了不解之仇，他们率部坚壁清野，远走漠北，诱使唐军深入追击，然后不断袭扰。最终唐军断粮，仓皇回逃，一路上先是吃马，马尽后，竟然“人皆相食”。一万多精锐唐军，等退到关内，竟然只剩了八百人，薛仁贵的不当暴行为唐帝国招来了本可避免的巨大损失，还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最终还是靠铁勒名将契苾何力去安抚才收了场。

有人试图为薛仁贵辩护，说他确实是仁义爱民之人，之所以甘做屠夫，实际上是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高贵情操。种族屠杀只是为了消除隐患，确保之后的边境安全，彻底杜绝有可能再发生的边境争端。薛仁贵爱的只是自家子民，为了只是大唐百姓的安乐，固然有局限性，但却非常务实，有一种“除恶即是行善”的大慈悲心境，所以无愧于是中原百姓的保护神。这种狡辩其实有其内在的逻辑性，颇能惑众，不过其强词夺理终究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以客观公正的态度，那也应该将这个分析标准套用到从古到今的每一个屠夫身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岂不是都没有错了?而南京大屠杀的统帅、还有无数杀降活埋俘虏的将领，甚至是那些杀人盈野，屠戮平民多达两亿的蒙古兵，也都是为了祖国消除隐患，捍卫本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拥有对本民族百姓“大爱”的功臣了。

四、名将未必是仁将

670年，吐蕃再度兴兵侵唐，先取于阗、疏勒，再挥戈东进龟兹，而后攻占焉耆以西数镇，唐朝派出十余万大军欲夺回失地，统军大将就是演义小说里号称战无不胜的名将薛仁贵，结果唐军在青海湖以南的大非川一带被吐蕃军全歼，“死伤略尽”，薛仁贵仅带着很少人逃回，被“械送京师”，“免死除名”，吐蕃乘势先后占据唐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此役之后，吐蕃声威大振，从此连年寇边，盛极一时，控制了整个西域。

由于此次惨败后果严重，薛仁贵晚年并不得志，最后郁郁而终。纵观他的一生，东征西讨，胜多败少，确实堪称是一代名将。但名将未必是仁将，能打赢仗的人未必品行就高洁。但中国的史书上历来是以成败论英雄，而且喜欢搞极端的两面性评论，想捧的高大全，想贬低的一无是处，名将做了坏事也要替其遮掩，漫无边际地胡乱吹捧，这无疑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歪曲，以及对后世性质恶劣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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