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下午，日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由丰台兵营开到龙王庙，进行夜间演习。后借口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失踪”（后自行归队），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双方军队的最高长官竟然都不在第一线。当时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突发心脏病，生命垂危，7月11日由香月清司中将接任支那驻屯军司令官，7月16日田代皖一郎病死于天津。而中国方面呢，早在1937年2月，时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就离开北平返回山东乐陵老家扫墓去了。

七七事变后，躲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从秦德纯发来的电报中得知卢沟桥事变情形，但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和警觉，他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自己表示让步，仍可以保住自己这一块半独立的小天地。于是下了一道“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让秦德纯向前线官兵传达，并表示自己将考虑与日军方面谈判，力争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

7月9日，蒋介石采取积极军事反击的决心已定，在迅速调兵遣将的同时，于庐山牯岭海寒寺致电宋哲元，告已调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庞炳勋部及高桂滋部开赴保定、石家庄一线助战。并警告宋哲元放弃固执、幼稚的幻想，尽快从沉醉的迷梦中醒来，速到保定指挥战事，严令“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

可惜，南京国民政府几次电令宋哲元速赴保定相机处理战事，但宋不但置若罔闻，反而与邓哲熙等幕僚于7月11日化装打扮，悄然无声地赶到了天津。而去天津的目的，正如当时的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后来所言：“不是抗战，而是求和”。

宋哲元一行潜往津门后，先与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密谋求和，这一做法得到了张的明确支持。宋哲元心怀忐忑，试探性地与驻天津日军首领进行谈判，而驻华北日军则对前来求和的宋哲元采取了虚与委蛇，以等待大批援军到来的战略决策。

在天津一直寻求与日本人谈和的宋哲元，于18日偕张自忠初次会见了新上任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回归后当即对人表示：“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这个时候的宋、张二人尚不知于日本已于16日派遣10万陆军向中国进发。17日，东京五相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增派40万日军赴华助战。

自信摸到日本人底牌的宋哲元于19日悄悄溜回北平后，不顾有识之士再三提醒与竭力劝阻，置中央政府大政方针与介公的命令于不顾，擅自下令拆除部队官兵与北平民众在北平城内各通衢路口用血汗乃至生命筑起的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将关闭数日的各道城门全部打开，放弃一切警戒，命令各部搁置备战计划，向城外增兵的军队立即撤退，电请已火速北上的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庞炳勋等部停止前进，将主战甚力的冯治安师与主和的赵登禹师换防，做出“求和”的样子。

令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7月25日，日军已完成军事部署，大规模攻击平津的战争前奏——廊坊之战打响。战至28日拂晓，守军伤亡惨重，南苑失守，官兵奉命向北平城撤退。在大血战、大混乱、大溃退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及其所属三千余名官兵阵亡。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以及北平城防司令张维藩等高官大员，率部仓皇南撤。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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