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牺牲后，东四十条的大院子不能住了。当时，我在汇文小学读书，校长知道这件事后，就收留我们在学校住。后来开学了，学校也不能住了，怎么办?我父亲有个法国朋友是大夫，他帮忙在一家法国医院包了几间病房给我们住。再后来，我们搬到史家胡同，我就转到了史家胡同小学。后来又搬过几次家，我也不断转学，从育英中学到大中中学再到汇文中学。

家里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卖掉几套老宅子，还有母亲给人织袜子赚点钱，生活很艰苦，经常吃不饱。我二姐那时已经嫁人了，她婆家条件还可以，帮了我们家很多。

我在汇文中学读了没多久，就因为打架退学了。当时学校里有一些东北满洲国来的学生，被称为“留学生”，他们知道了我父亲的身份，就欺负我。有一个叫赵光宇的同学看不下去，带头和他们打架，被开除了，我也因此退了学。当时我就想不上学了，抗日去，我母亲不同意，说我才十几岁，太小。于是我又去成达中学读了高三，1944年考入辅仁大学。

2015年5月5日，佟兵接受记者专访。佟兵曾任北京市第二医院药剂科主任、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

上大学后，我被日伪公安抓过一次。可能是因为自己说话不注意，被别人知道了父亲的身份，有同学就向公安举报说我搞抗日活动，他们关了我好几天，还打我。母亲四处托人找关系保我出来。张之洞的孙子张厚龙得知后，出面帮忙。找关系得花钱，家里没钱，母亲就把她珍藏的那对金镯子卖了一只。

放出来之后，我就跟母亲说，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在北平待着了，我要去重庆抗日。母亲拗不过我，只好答应了，她说那边有很多父亲的同事，肯定会帮助我。没想到走到河南商丘，交通断了，困在那里走不了。滞留没多久，就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了。听到那个消息，真是高兴得快要疯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人生三大悲三大喜

很快，我就收到了母亲的来信，让我赶紧回北平，政府要给父亲举行国葬。我从开封坐火车到了上海，再坐船回到北平。

1946年7月28日，在父亲牺牲整整9年后的这一天，国民政府给父亲举行了国葬和移灵。由李宗仁主祭，从北新桥柏林寺到香山兰涧沟，沿途设6处公祭点，民众自发摆设供桌、祭品。以往我们到柏林寺祭奠父亲，只是偷偷摆些点心、水果，哭都不敢哭，这次总算能痛痛快快哭一场了。第二天是赵登禹的移灵日，当时赵家已经没有人在北平了，我和姐姐替他们家打的幡。后来，在西城区选了两条路，分别命名为“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

可就是这么大的阵仗，我的祖父母还是全然不知情。他们问母亲：“日本投降了，我儿子怎么还不回来?”母亲就骗他们说父亲在外面有事回不来，还以父亲的名义写家书报平安。后来，祖父母慢慢地似乎明白了，也就不再问。两位老人都是在解放后去世的，到最后也没有挑明这件事。

我的人生中有三大悲三大喜，都是和父亲有关的。第一悲就是父亲的牺牲，好好的一个家庭瞬间破碎了。第一喜是日本投降。再一悲是抗战胜利后本以为国家能振兴了，却发现国民党那么腐败，非常失望。当时我考上了国民党海军军官，要送到英国受训，母亲坚决不许，说受训回来就要打内战，不行。再一喜是解放，尤其是抗美援朝胜利，心情非常振奋。可后来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悲，我原来填家庭出身都是“旧军官”，后来必须填“军阀”。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被派到南苑劳动，我一到那儿眼泪就下来了。父亲为了保家卫国牺牲在这里，如今儿子却被送来劳动，这是父亲的罪过还是我的罪过?我母亲在“文革”时被遣送回老家，最后因为生病看不了，于1968年7月去世了。最后一喜是“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老百姓逐渐富起来了。父亲的功绩也逐步得到了肯定，1979年，民政部追认他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我的父亲确实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而且作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他的死也确实激发了国人的抗日热情。作为儿子，能看到他获得公正的评价，我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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