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应芬字勷勤，广东番禺人，同盟会元老，曾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秘书长、大本营财政部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古应芬任财政部长，后任文官长。古应芬告诉陈济棠：蒋介石亟须一颗国玺，但没有合适的印材。

陈济棠立即派人去缅甸，踏破铁鞋，终于寻到一块上好的青翠玉石，以9500元大洋的高价将其购回，并托古应芬带到南京，献给蒋介石。

蒋介石请玉石专家鉴定，果然是块稀世珍宝，决定以此制成国玺，遂将这块缅甸玉石交给印铸局局长周仲良，让其负责刻玺工程。

周仲良专门组织了一套人马，自己亲自督制。技正施展华(别号子肩)担任设计绘图，唐源邺(别号醉石)、刘云逵(别号心僧)任监工助理，技正王褆负责监工并篆文，玉匠陈世科、陈燮之父子担任篆刻工作。

这里要专门介绍一下王褆其人。王褆(1878-1960 )初名寿褀，字季维、福盫、屈瓠，别署罗刹江民，晚年自号持默老人。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西泠印社的创办者之一。凡钟鼎、籀书、隶书、楷书无所不精，尤通晓治印。他喜欢收集印章，自噱为“印佣”。民国初年曾在北京政府印铸局任技正，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之玺”，六个篆字就出自他的手笔。

此次王褆使出浑身本领，书写了“中华民国之玺”几个字，与北京政府的玉玺篆字风格有异，更见功力。

刻玺工程从1929年7月1日开始，到10月9日国庆前一日琢刻完竣，成为向双十节献的一份大礼。

南京国民政府的这枚国玺，比北京民国政府的国玺略有扩大，为13厘米，更显厚实庄重。印铸局局长周仲良特意为此事题识如下：

国民政府于上年十一月二日第五次国务会议决议，制中华民国之玺一方。续于第八次国务会议核定玺文及尺度。惟以相当玉材难得，久未能制。今年夏，适陈济案同志捐送缅甸翠玉为制玺用，托古文官长赉京。经第三十一次国务会议议决，复经第三十二次国务会议核定玺钮图式，遂于七月一日开始琢制，国庆前一日告成。重九十二两七钱，台高九公分，二面方十三公分。二玺妞为四环柱，分列虞书十二章，取中华民族文明达于四表意。钮顶中端为党徽，示党高于一切之意……

中华民国十八年国庆日周仲良谨识

1929年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国民政府明令，于国庆日启用国玺。

后来，考试院院长看了周仲良的题识，认为该文中有不确之处，特地予以更正。文曰：

监制国玺者为印铸局局长周君仲良，其所记经过及度量数字均正确无误。帷诠释钮顶文之青天白日谓之党徽，又云意在党权高于一切，实为随俗之误会。我国父定青天白日为国徽，其意义之广大深远已自明显。三民主义即青天白日之用，天心人意皆以青天白日为大中至正之体，而诚正修齐治平之工夫，亦无不以青天白日为楷模。余追随国父者有年，国府议定玺案余亦在席，因略志之以告后贤。

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陈济棠与蒋介石翻脸，起兵反蒋。他否认自己献玉的媚蒋之举，辩解说献玉是“表示余拥护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如玉之纯粹坚决，爱国爱党意志如玉之坚贞之意”。(《陈济棠自传稿》)

1949年4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率领和谈代表飞抵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4日，朱蕴山、刘仲容从北平飞回南京，带来了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一个重要口信：只要李宗仁把总统大印和国玺带在身边，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签订和平协议，并凭此可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宗仁听后默不作声。

4月23日，李宗仁带着中华民国之玺和总统大印逃离南京，辗转去了广州。不久，李宗仁去美国养疴，蒋介石趁乱恢复总统制，那颗“中华民国之玺”最终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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