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嘉庆在训谕八旗时所言，“最可恨的就是聚赌”，但对那些久疏战阵安逸已久的八旗子弟以及臣子们来说，“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对他们来说，赌博比披甲上阵更安全更刺激，因而他们对赌博的热情远比冲锋陷阵高涨。

所谓怕什么就有什么，还真是这样，刚刚训诫完毕。嘉庆十六年(1811年)五月，御史韩鼎晋密奏嘉庆，说内城有人开场聚赌。接到密奏，嘉庆很是生气，这也太不像话了，赌场都开到内城了。这些大臣真不拿我皇帝的话当回事了，难道他们已经忘记9年前的那次整治了。

其实，赌博这事不光大清朝有，不光嘉庆皇帝主政时有，其他时候也有，而且有的皇帝本身就是好赌，诸如刘邦及其子孙、李隆基以及明朝的多数皇帝。也正是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所以几千年来，赌博之风世世不息代代相传。

有句话说“只准官家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在赌博这事上真是如此，尽管历朝历代有许多皇帝都喜欢赌博，但历朝历代都禁止民间赌博。比如汉朝的律令中已有赌博罪。唐朝就不用说了，所以《唐律杂律》规定：博戏、博财物，各杖一百。作为经济最繁荣的时代，宋朝的赌博之风肯定不输于汉唐，因而宋太宗御令：凡坊市有赌博者，俱处斩。邻比匿不闻者同罪。元朝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照样有赌博，故而元世祖也下令：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据记载，为了禁赌，明太祖朱元璋造一座“逍遥楼”，专门拘禁赌博的、养鸟禽的游手好闲人士，让他们尽情在楼里赌、玩，但不给吃喝。后来，朱元璋再下诏：凡赌博者斩断手腕。朱元璋的严刑峻法也就实行了三十多年，准确地说是三十七年，皇帝便又带头赌起来，带头人就是朱元璋的重孙子朱瞻基。以至于后来明朝的不少皇帝都嗜赌如命。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制度上基本仿照明朝，所以《大清律》关于禁赌的内容，与《大明律》的规定基本一样。尽管清朝《大清律》明确规定满族比汉族享有司法特权，但在赌博处罚方面对满人比汉人严厉，而且还取消了赌博的“折赎”(花钱消罪)特权。

这一点，应该说清朝的皇帝做得还是值得赞赏的，有清一朝至今没发现有好赌的皇帝。皇帝是带了好头，但下边的人并没有以皇帝为榜样。其实在乾隆时期，赌博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汉人就不说了，旗人就非常厉害了，什么斗鸡、什么斗鹑、什么斗蟋蟀……其中又以赌博为害最深，许多旗人都因赌博而债台高筑、卖地卖房，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

在嘉庆看来，旗人赌博不是小事，事关整个大清朝的存亡，不可等闲视之。所以，就有了嘉庆七年(1802年)的那次抓赌行动。

嘉庆七年(1802年)初，袁锡等人在家斗鹌鹑聚赌被查获，所有参赌人员都受到严肃处理。嘉庆在处理这起赌博案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根源，聚众赌博屡禁不止的原因是有官员包庇，就是有保护伞。嘉庆知道后，非常生气，决定对其中涉案官员给予严肃处理。

于是，步军统领明安就进入了视野，“步军统领”简单地说就是卫戍部队，身兼公安和国安职责，权力可想而知。还有就是明安的叔叔颜达赉可是嘉庆面前的红人，正是有这层关系，嘉庆才重用提拔明安，可以想象他们家的实力和影响。

嘉庆六年(1801年)底，内廷卿员鄂罗锡叶勒图拜见步军统领明安的时候，说自己的朋友袁锡在家斗鹌鹑聚赌，手下兵役想敲诈袁锡，请求明安给予关照，事后报谢。明安应允默许。鄂罗锡叶勒图随即到袁家，指着自己的亲戚说，这是步兵统领明安的家人，我们都要明安大人罩着，只要明安大人高抬贵手我们就有饭吃。袁锡经常在道上混，当然明白这其中的道道，二话不说，立马从家中取出一千两银子交给鄂罗锡叶勒图的亲戚。

这个时候，应该都是鄂罗锡叶勒图的问题，和明安关系不大。但明安后来的行为，的确让人大跌眼镜，鄂罗锡叶勒图从袁锡家索取银两还没到家，明安就遣家人刘升到家等候，于是就把五百两银子让刘升带回，其余的自己留下。看来这明安更高，肯定是敲诈的老手了，太熟悉程序了。

世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久麻烦就来了，嘉庆七年(1802年)初，明安听到皇帝要抓赌的风声，于是将原银退还，但鄂罗锡叶勒图并没有把银子还给袁锡，还挪用一百五十两。在这个案子中，明安对自己辖区内聚赌之事毫无所知，有失察之责;事后经鄂罗锡叶勒图牵线，让家人刘升出面接受袁锡的五百两银子，只是获知风声太紧，才把贿银交出。

出了这样的事情，嘉庆很没有面子，自己看中的人才，堂堂步兵统领竟成了赌局保护伞，而且收保护费。但也没办法，只能下令将明安革职拿问。嘉庆帝正月二十七日指出：明安听情受谢，虽先侵后吐，实与得赃无异，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鄂罗锡叶勒图身列卿员，供职内庭，竟为开围聚赌之袁锡请托，索贿银一千两，先截留一半，其后明安吐出的五百两，亦蓄意侵吞，情节尤为严重，实属卑鄙无耻，著于刑部内先枷号两个月，满日发往伊犁赎罪。除了明安和鄂罗锡叶勒图，嘉庆也对失察的左右翼总兵恭阿拉和国霖给予革职留任的处分。

嘉庆第一次抓赌，干脆利落，赢得了不少掌声，也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