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重庆各方包括苏联军事顾问早就在提醒蒋，日本可能攻击陕西。
     1941年4月11日，崔可夫就告诉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中国“应防(日军)侵攻昆明，及陕西同时并攻” 。日苏中立条约于13日签订之后，日军就开始大量增兵山西，徐永昌日记记载说，从4月14日起，“山西南部及豫北敌增兵之讯，几于无日无之，其气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亦似敌必取洛阳西安者，洛阳判断如此，而情报亦确如此”。所以，4月21日徐就告诉蒋，不宜先下手攻陕北，因为此举可能“引出日寇渡黄侵陕”。但是，军方高层并没有认真、快速地作应战准备，参谋总长何应钦从4月7日到24日大多呆在西安(在洛阳呆了三四天)，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在作进攻陕北的军事部署。4月20日，何应钦在洛阳召集军事会议，指出：“晋南之敌，似将夺取我中条山，企图彻底肃清我黄河左岸之部队，尔后进犯洛阳、潼关，以威胁我第五战区之侧背，或西窥长安。 ”蒋介石也有相同的观察。
     5月7日晚，十余万日军发动全面攻势，第二天战略重镇垣曲就失陷了。
     6月初战役结束， 关于此次战役的结束日期，国民党编撰的战史有说5月27日的，也有说6月17日的;日军编撰的战史也说是5月27日。但徐永昌日记却记载说：6月3日，日军正式宣布晋南战役结束。中条山根据地失陷。

     6月30日，蒋介石在总结与反思这场战役时说：“晋南损失与伤亡虽不如南京失陷时之大，然而危险与壮烈则过之” 。日军编纂的战史也说：日军“实施完整的包围作战，击灭了中国军主力。其战果乃在中日战争中所稀有” 。战争的激烈与惨酷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日军的强大压力，为了让处于劣势且疏于准备的中央军保住中条山根据地，蒋不得不向中共求援。5月5日，在敌军开始攻击之前，蒋就“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
     5月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 ”此电的要紧之处在于，既要告诉国民党中共当然会配合作战，同时也要趁机提出要求，解决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毛指出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这一点还排在第一，说明毛非常重视此时国共团结对敌的必要性以及标举这种口号的重要性。
     国民党在还没有收到中共肯定答复的情况下，又想借用社会的力量将中共的军，激中共出兵。5月8日下午，在党政军联席会报会上，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而刘为章之所以有此提议，则是因为蒋介石“嘱其与周恩来谈话” 。根据当时绝大多数的情况看，延安发给重庆的电报基本上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能转达给国民党，而毛泽东的复电是8日才发出的(具体上午还是下午，无从得知)。也就是说刘为章在开会报会时，应该还没有收到周恩来的答复。又，梁漱溟说中共“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三次”。刘为章有此提议，或许不是蒋明示的，但亦不能排除蒋有所暗示或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徐永昌对蒋让刘为章找周恩来面谈这种方式是很不赞成的，认为“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而唐纵则认为“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体现了“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也就是说唐纵赞佩的是用激将法这种方式，因为它借用的是社会的、民间的力量;而徐永昌反对的是由军令部次长面谈的方式，因为这是官方行为。当然，所谓刘为章“面询”云云，至少在毛泽东听来，肯定是一种反问或质问，所以称之为激将法;其实，徐永昌或崔可夫也认为是质问。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