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中共是否出兵这个问题时，必须明确一点：中共和国民党一样，都担心对方投降日本;而且，在中共看来，蒋介石反共也是意在与日本妥协。
     5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文中就指出，蒋介石“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是希望日本不再进攻，但蒋的这个政策根本错了。
     另一方面，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也确实让苏联的形象大为受损，让中共遭受很多国人的质疑，怀疑中共会追随苏联的步伐，和日本妥协，从而不配合中央军对敌作战。
     1941年4月17日，黄炎培“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亦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 。
     19日，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责问” 。
     23日，唐纵日记说：“闻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 ”从这几则史料足以看出中共在此时受到的舆论压力是很大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中条山战役之后，加上同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中苏英美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国内政治格局因此发生转变，人们对中共的疑虑也随之消失了。

     5月8日，毛泽东要周恩来答复国民党，配合作战是“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一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则指出：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共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处于从属地位。 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判断经此役国民党反共气焰当大减杀，时局有好转希望。”“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唯仍想用激将法。”“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此电非常重要，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毛泽东这时还不知道晋南战役已经正式打响了，这也说明中共的通讯联络确实不那么便捷，所得到的信息也要慢几天;第二，毛泽东要求在战事可能发生的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而且各地不能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以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5月14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据悉：敌兵沿黄河增多，飞机亦有增加，敌似有在飞机掩护下抢渡可能，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 ”毛泽东强调，中共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而且，毛泽东把八路军一直在进行着的与日军的作战(即寻常状态作战)也看作是配合对敌作战。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年谱》中的一则材料可以说明。
     5月1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通报冀南军区动员群众击敌、破路的战绩时说：“冀南军区为粉碎敌之全面占领冀南及实行‘清剿’的企图，自本月五日至九日以新七旅及冀南军区四、五分区，动员群众两万余人，实行了五天的大破袭。计大小战斗十七次，破路、破墙、填护路沟共十四次，攻克敌六个据点，毙伤敌伪一百三十余人，生俘伪军五十八名”。在邓小平等人于5月5日至9日对敌展开破袭战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接到配合中条山战役的命令。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应与蒋介石、徐永昌、卫立煌、阎锡山通报，不断告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表示我军热心配合作战，并向他们请示，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好转”。此处的一个关键是：毛泽东要用实际行动及胜利消息来振奋国民党，加强其抗战决心，同时争取国共关系好转 。
     5月18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对其提出的作战计划表示同意，并且说：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这和毛此前提出的主要配合区域和次要配合区域的观点是一致的。
     由上所述可知，这时配合国民党对敌作战是中共的基本主张，而且时势的演化也要求中共配合作战。
     6月9日，中共在总结这次战役时，列出了自己的战绩：一、在冀南：5月7日之夜，八路军配合当地群众七千余人，开始大规模的破击战，截断了敌之联络和交通。二、在白晋线：于5月9日，八路军在子洪口开始伏击敌之汽车，在沁源南北，破坏铁路三里多，从12日起，白晋线路已不通车。三、在正太线：5月16日八路军攻占获鹿以南之□□车站，并径以东之微水车站，及寿阳、榆次、苏家庄各车站。四、在同蒲线：5月15日，在(左山)县原平间，破坏铁路十余里，17日破坏大同以南宋家庄之尚布庄间之铁路一段。五、在平汉线：破坏涿鹿以南之铁路数段，在保定以北，炸毁敌火车一列，北平热河间，炸敌货车一列，我军曾一度攻占水治镇汽车站。六、在平绥线：攻占怀来以西之沙城堡车站，破路三里多，在蔚县至张家口间，破坏敌之汽车桥一座 。由此可知，中共确实是出兵了。只是，基本上可以说，特意为配合中条山战役而出兵的力度不那么大，时间也有些迟，因此并没有达到明显牵制敌军的效果，也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加之战报迟缓，使得重庆高层一度很“愤慨”。
     前面还提及，国共双方早就为中共是否出兵配合作战展开了一场舆论战。5月13日，周恩来“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散布的‘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谣言”。此后，周恩来又一再要求国民党澄清谣言，宣布并发表八路军配合作战的事实。5月28日至31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毛泽东，建议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一)向记者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质问;……(三)分别答复国民参政员邵从恩、张澜等，揭破敌人阴谋，说明事实真相，指出目前战果证明第十八集团军在政府不发饷弹情况下仍抗战耗敌，要邵等主持公道，代请饷弹，以便扩大战果，电文送中央社发表，用以向海外广作宣传，同时发社论;(四)华北作战抓住要害，给敌严重打击，以影响国内外。”电文中的第三点说明张澜等中间派人士这时仍在质问中共出兵没有，第四点则说明中共出兵的力度确实不够，没有给日军造成“严重打击”，因此也不能影响国内外。
     在中共的据理力争之下，特别是卫立煌的“协助”之下，当月底，国民党终于发表了八路军的战绩，5月30日毛泽东就电告彭德怀：“九个月来中央社第一次广播我军战绩，谓据洛阳讯，我军已截断正太路车不通等语，是卫处已起作用，望对正太、平汉两路战绩多报卫、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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