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父亲他们开会部署第二年的工作，决定朱瑞留在山东纵队，父亲东渡沂河、沭河，到滨海区同师部会合。山东纵队派了一个营护送。
     在父亲快要到达沭河边时，突然发现自西向东、到滨海进行“扫荡”的大批日军，沭河两岸都有。然而，负责护送他们的那个营却同他们失去了联络。这样，在父亲身边就只剩下参谋李燧英、警卫员和警卫排，总共不过35人。沭河硬冲是过不去的。父亲吩咐大家在一个小山村隐蔽宿营。
     第二天拂晓，哨兵发现村外有日军。天一亮，如果这30多人被日军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父亲命令立即向西转移。西面不是敌占区吗?李参谋稍一犹豫，父亲似乎看到了他的心思，又轻轻补充了一句：“这样做反而比较安全。”李参谋联想到留田突围，思想豁然开朗，很快领会了他的意图。
     果然，当父亲这支小队伍从两股敌人之间的缝隙插入敌占区后，倒反而平静了。当时，警卫排的战士们都骑着日军的大洋马，戴着缴获来的日本军帽，穿着日本军大衣。沿途据点里的伪军以为是“皇军”，都摇着旗同他们打招呼。父亲也叫李参谋向他们招手示意。这一天正逢赶集。当他们从集旁经过时，一些伪职人员还点头哈腰地迎上来招呼：“太君下马歇歇!”
     他们在敌占区始而向西，继而向南，又折而向东，转了个马蹄形，到天色黄昏，终于渡过沭河，安全抵达滨海根据地。
     父亲指挥的沂蒙反“扫荡”，特别是留田胜利突围，是他1942年正式提出的翻边战术的成功实践。所谓翻边战术，是“敌进我进”原则结合山东抗战实际的产物。八路军之所以要采用这一战术是由敌后具体条件决定的。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照搬以前“敌进我退”的办法，就退无可退，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针对敌后的特点，当日伪军进行“扫荡”时，我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地，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着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扫荡”。
     父亲认为，由于日军是异族侵略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便在其占领区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稀少，后方空虚和八路军长期在敌占区的工作，八路军“翻”到敌占区仍可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取得行动的自由权。
     据中联部原副部长王力回忆，毛主席在谈到山东抗战时曾这样评价父亲提出的翻边战术：“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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