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张照片例外。这是父亲与女儿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全家福”。在这张照片中，父亲抱着未满百日的我，身边坐着年轻漂亮的母亲刘志兰。在浓浓的天伦之乐中，父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34岁才娶妻，得女已是中年，父亲是真正的开怀而笑。这是一张临别前的照片，母亲即将带着我回到延安。照相后，父亲在村口与我们挥别。但那一别，即成永别。
     父亲一个月仅5元津贴，还有抽烟的习惯，但只要有机会，他就把攒下来的钱托人给母亲带去，带来的还有一些给我的战利品：一瓶鱼肝油丸、一包饼干、一袋糖果……
     提到女儿，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刚毅无言的父亲——铮铮硬汉，完全被“溶化”掉了！
     细腻的父亲给花朵一样的宝贝闺女买花布，让人给女儿做衣服、织毛衣毛裤，再让回延安的同志艰难地带过封锁线……只是因为许久没见过女儿，不知道一两岁的孩子到底长得多快，做出来的衣服有大有小。
     夏天，他给我带来热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记挂着小家伙别冻坏了手脚；每次我病了，焦急的父亲反复在信里念叨：“急性痢疾是极危险的”“有了病必须找医生”——在敌后极为艰苦的环境下，父亲在指挥八路军进行战斗、研究军事理论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
     看看这个不爱讲话的人在信中对女儿的爱称吧：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舐犊之情，跃然纸上。对女儿的爱，纵使远隔70多年，依然还在散发着烫人的热量。
     牺牲前3天，父亲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想象着与妻女团聚的情景：“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
     从未喊出的爸爸
     和父亲分别的时候，我还在襁褓中，还不会喊“爸爸”，但没想到，一句未喊出的“爸爸”，竟然成了我永生的遗憾。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烈士，但并不明白这个词的具体含义。我只是奇怪，大家都热热闹闹的时候，那个叫做“爸爸”的人怎么不在。
     1942年，母亲给父亲拍电报，问如果日本人轰炸延安怎么办。父亲回信说：“我如此爱太北，但如果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处理她。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多再给你受累，不再妨碍你的学习及不必要的行动为原则。”所幸的是，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幸免于难，但父亲却不在了。
     父亲的牺牲给了母亲很大的打击。年仅25岁的她，怀着巨大的悲痛独自抚养女儿，坚强地学习和工作。与爸爸仅仅一年多的幸福生活成了她心中永远的思念和永远的痛！后来在编辑《抗战家书》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到，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母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将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啊！
     我曾想，如果父亲老了，自己能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外出晒晒太阳，都是很幸福的。但是，这种普通人都品尝过的幸福，烈士的孩子们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当面亲口叫出那么普通的几个字：爸爸、妈妈。
     前些年，我开始沿着父亲走过的路行进。第一站就来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一个位于太行绝顶的小村子。
     几十年前，我就出生在村里的奶奶庙。不经意间，小院中已经聚集了很多老人。忽然，老人们齐声高唱四段歌词的《左权将军之歌》。曾抱过我的房东，相隔了半个多世纪，又一次抱住了年逾花甲的我。我心想，这个怀抱要是父亲的，该有多好。
     退休后的这十多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寻访父亲战斗过的土地、研究和整理有关父亲的资料上。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在我的心中都会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父亲左权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有一身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正因为他是民族的英雄，中国人民会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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