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叛徒告密，日本宪兵到近郊某印尼共产党机关抓人，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上搜出一份印尼共产党员名单，郁达夫看了看，机智地说：“可恶，放高利贷害老百姓!这是他讨账的账单。”宪兵打了那人一记耳光，把名单撕碎扬长而去。那“农民”以惊诧、感激的目光送走了这个不知名的恩人。

当郁达夫被日军监视时，他明白自己“身在虎穴”，随时可能丧生，所以在遗嘱上写道：“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郁达夫叫当时在印尼逃难的抗日文化人胡愈之、沈慈九、张楚垠、王任叔、邵宗汉、高云揽等人赶快离开印尼。大家劝他一道走，他却明确表示：“我已被监视，逃不了了，索性不动声色，看时机再说，但是你们必须快走!”郁达夫这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使大家颇为感动，正如郭沫若称誉郁达夫的那样：“不惜自我卑践，以身喂虎!”

郁达夫曾这样给文人下定义：“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华、郁达夫两兄弟为革命烈士。1980年，在富阳家乡富春江畔的鹤山上，建立了“双烈亭”，亭子上有茅盾书写的一块匾额——“双松挺秀”，赞颂郁华及郁达夫的高风亮节犹如两棵挺拔青松与世长存。

郁达夫妻子何丽有与儿子郁大亚

3、为何选择妻子何丽有

后来不少文章都把郁达夫的妻子何丽有写成是“只会讲印尼话的土生土长的华人”，其实不然，何丽有是一个命运极为坎坷的中国普通妇女。

1921年，何丽有出生在广东台山县江联区东碧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何丽有原名叫何如转，1931年，10岁的她，因为家中贫困，被父亲忍痛送给一户陈姓人家，从而改名陈莲有，随后被陈家带到印尼。成年后在一个制作饼干的工厂工作，回归本姓，改名叫何丽有。1943年，经别人介绍与郁达夫结婚，时年22岁，比郁达夫小25岁。由于何丽有从小家境贫困，从没机会上学，只会讲广东台山方言和印尼语，所以对郁达夫的了解并不是很深。

何丽有在晚年时，曾深情地对女儿郁美兰说：“我与你父亲生活的那几年虽短，但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何丽有的经历使她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每当郁达夫看到妻子舍不得花钱时，就对她说：“钱你就随意花吧，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大概因为郁达夫长妻子25岁之故，因而对妻子格外关怀、体贴，尤其是当妻子身怀有孕、出门行走不便时，总要悉心搀扶妻子。这对从小受苦而又缺乏家庭温暖的何丽有来讲，感受可谓刻骨铭心。回报郁达夫的，当然也是无限的柔情。何丽有曾问及郁达夫过去是做什么的，郁达夫回答说是“读书匠”，因此每当看到郁达夫在看书、沉思或写字时，何丽有从不去打扰，甚至连走路都轻手轻脚，让郁达夫能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当有客人来找郁达夫时，何丽有礼貌地送上茶水表示欢迎后，就主动回避，有时还帮忙“放哨”。这种默契与和谐，也正是身陷日本法西斯严密监视中的郁达夫所希冀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家、诗人郁达夫，在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危险，也是他最成熟的日子里，会与不识字的何丽有结婚，这就是郁达夫的性格。从郁达夫当时所写的几句诗中，可看出他的心境：

“洞房红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

“玉镜台边笑老奴，何年归去长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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