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青岛危急,舅舅王统照举家迁往上海,为了躲避日寇的迫害,全家人隐姓埋名,生活陷于困境。舅舅仍然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写出了大量作品,出版了两本抗战诗集。舅舅在上海期间,仍有众多好友登门,郑振铎曾送来一袋大米,无疑雪中送炭；风度翩翩的巴金是吕班路的常客。到了1944年7月,舅舅作为作家主要收入的稿酬和版权收入已基本断绝。
     全家迁沪隐姓埋名四处避害生活困难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舰炮艇云集胶州湾,青岛危急。舅舅便返青接来家人。当舅舅全家到达上海时,正是“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随后,母亲带着我的哥哥、姐姐和我乘船前往上海投奔舅舅。
     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弃守上海,日寇占领上海四郊、苏州河以北地区、南市和沪西,只有英美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的“法租界”未被占领,形状如同汪洋大海中的“孤岛”,直到1941年12月8日,上海全部沦陷为止,史称“孤岛”时期。当时为了避免日寇的迫害,舅舅迁居于法租界吕班路256弄7号内的一个白俄公寓中,舅舅租了四间房,楼上两间,楼下两间。报户口时,舅舅改名为王恂如,籍贯为山东益都,职业为书店职员,兼业中医。同时把我们安排在法租界金神父路,后来又迁居到雷米路。当时我父亲丁叔言已参加了国民党驻山东部队的抗日活动,所以舅舅给我的母亲改名为王淑仪,我们姐弟改姓陈。
     我随舅舅在上海生活的六七年,正是他的困难时期。舅舅的微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消费,而我父亲参加抗日后,在安丘山区打游击,山东已沦入日寇之手,母亲和父亲的联系完全断绝,只偶有可信之人帮忙捎个信报平安,经济供应已无能为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境,舅舅要尽力支持,好在舅母善于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任劳任怨,从来不发怨言。虽然困难,但是舅舅的朋友到来她总是热情接待,舅舅家中客人不断。母亲常到舅舅家,我也乐意跟去,找大表哥济诚辅导功课,找三表哥立诚玩耍。但我害怕二表哥金诚,他出生不久即患重病,为了抢救,服下猛药重药,性命保住了,神经却受了伤害,成为舅舅的最大负担。舅舅不得不请来族人王青诚专门帮忙看管、照料二表哥,我们都叫他“王五哥”。二表哥有时把我举得很高,我害怕了,就求救于王五哥。王五哥大喊一声“放下”,二表哥就会听话地把我放下。

     身陷孤岛笔耕不辍,出版抗战诗集奏响战歌
     这个时期,上海文艺界人士主要是在“租界”内活动,他们称之为“孤岛”时期。舅舅身陷“孤岛”,但仍写出了大量抗战主题的作品。
     1938年4月,舅舅的抗战诗集《横吹集》出版,1940年4月又出版了抗战诗集《江南曲》。有一次舅舅拿了一本书给我母亲看,这本书就是《横吹集》。母亲读了之后曾对我说《上海战歌》这首诗使她特别感动,并找出其中的两段读给我听,其中有:
     “谁曾忧怖这江头迷场的毁灭?
     谁还担心这地方的‘元宵夜夜’!
     在敌人的血雨中我们需努力求活,
     求活――搏击,高呼,东,西,南,北,我们的国魂速归来些!”
     “火灼的,钢刺的,这历年来的积恨,
     像哲学家,我们太无用了,
     慨叹着人类的愚蠢!
     有今朝,一江春水红遍了两岸,
     为民族,为我们的苦难者,
     我们还将一江血水还报敌人!”
     1938年8月21日,舅舅在《文汇报·世纪风》发表了一首《你的灵魂鸟》,发出了对青年朋友的热情呼唤,其中有这样一段:
     不要让黑暗阻碍了你,
     有多少烛光在半天辉耀。
     不要惊惶群狼狗的嗥叫,
     阴影中当心毒蛇的围绕。
     更不必震怖这空前风暴,
     在你顶上,有你的“灵魂鸟”!
     叶圣陶自愿当校对,困境中郑振铎送来大米
     舅舅在“孤岛”时期,文艺界的朋友颇多。当时我见到的或听说的,印象最深的有叶圣陶、郑振铎、茅盾、巴金等。
     叶圣陶中学毕业后一度失业,后来写了不少作品。1930年,他转入开明书店,从事编辑工作。我和表哥都称他为叶老伯。舅舅和叶老伯在“五四”以前早就有文字之交,“五四”之后的1922年,叶老伯到北京大学教书,两人见面,成为好友,同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舅舅写长篇小说《山雨》时,动笔之前的构思先在上海江湾和叶老伯讨论过。《山雨》初版是叶老伯题写的书名,并且亲自为舅舅校对的。所以舅舅在《山雨·跋》中写道:“《山雨》在开明印刷时,圣陶兄自愿替我校对,这不但作者应当十分感谢,而且是这本书的光荣。”
     郑振铎曾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他与茅盾两人早年在北京读书时,曾经共同参加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都是舅舅的老朋友,对舅舅的为人和学识都很了解。所以共同推荐舅舅主编《文学》。郑振铎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时,又邀请舅舅去讲中国文学。
     到了1944年7月,舅舅的生活已十分困难,郑振铎托人买到平价大米,送给舅舅一袋。当时郑振铎住在愚园路的洋房中,我的三表哥王立诚曾跟随舅舅一块拜访过郑振铎,郑振铎还在三表哥的纪念册上题了字,他写的是:“经过了我们这个苦难的时代,你们应该是一个光明的幸福的时代吧!书赠立诚小友。”
     收入来源几乎断绝,吃苞米面和豆腐渣度日
     巴金1920年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1922年2月曾在舅舅当过主编的《文学旬刊》上发表诗歌《被虐者底哭声》12首,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1927年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开始用“巴金”这个笔名。回国后曾在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担任郭沫若主持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并和茅盾共同主编《呐喊》杂志,其间写下不少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文。
     舅舅搬到吕班路之后,巴金是舅舅家里的常客。巴金先生也给三表哥写了一段题字:“忠实地生活,热烈地爱人。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书赠立诚弟”。一个著名的作家,称朋友的孩子为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想这大概是他谦虚吧。有一次我在舅舅家见到了他,穿着一身灰色西装,风度翩翩,十分潇洒。舅舅对我说:“这是巴金先生,叫叔叔!”我一时慌张,按日常习惯喊出“巴叔叔好”,喊出后一想,巴金并不姓巴,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巴金先生并没有介意,他笑了,说:“以后就叫我巴金叔叔吧!”舅舅也笑了。
     到了1944年7月,舅舅的生活已十分困难,作为作家主要收入的稿酬和版权收入已基本断绝。舅舅虽为开明书店的编辑,但由于开明书店的经理张锡琛被日本特务逮捕,工资也难以发出。舅舅全家和我们的经济来源几乎完全断绝,只能吃苞米面、豆腐渣勉强度日。当时大表哥济诚已于1938年末绕道中国香港、越南转赴四川乐山,进武汉大学数学系读书。舅舅决定让舅母和王五哥、金诚、立诚表哥回山东青岛,母亲带我们几个孩子回到山东潍县。只舅舅一个人留在上海和文艺界的朋友们坚持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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