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吴钩先生在微博上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晚清资政院与谘议局并不具备完全的独立地位，但晚清的议员普遍表现出值得钦佩的独立品质。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国会，至少在名义上已经获得了与行政分支并峙的独立性，但民国议员时常闹出贿选的丑闻，政治品质远不如晚清议员。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对民国时期的国会不甚了了，因此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言权。不过，对于晚清资政院、咨议局的议员们的那种独立品质有所了解。他们在面对强权时体现的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姿风骨，是100年以后的某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远远不能相比的。

比如，有一回，资政院的议员居然敢弹劾军机大臣奕劻。这位集内外大权于一身的权贵也无计可施，只能采取集体辞职的方式来回应。

请领班军机大臣奕劻来资政院答辩

资政院、咨议局，都是晚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产物。1905年，清廷向全国人民宣布，将用9年的时间（后来在资政院的压力之下，缩短为5年）进行“预备立宪”。按照这个计划，在1914年的时候，大清朝应该具备宪政国家的基本特征：《宪法》、国会、限制皇权（行政权）、司法独立、地方自治……在这之前，本着摸石头过河的改革精神，也为了锻炼议员的参政议政能力，清廷首先成立了咨议局和资政院，前者是地方议会的雏形，后者是上下议院的雏形。咨议局的权限是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收、公债以及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督抚的咨询等。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的权力受到了本省督抚的限制，形同虚设。

1910年8月，湖南省巡抚杨文鼎发行地方公债120万两。发行地方公债不是杨文鼎的首创，本来也是小事一桩，后来却酿成一场举国皆知的大风波，以至于到100年之后，我还有兴致把它从故纸堆里翻检出来饶舌。

仅仅因为杨文鼎没有把这件事提交咨议局通过。

愤怒的咨议局议员们感觉自己又一次受到了侮辱，而这一次，他们不打算再忍了，而是一纸诉状，把杨文鼎告到了自己的上级机关——资政院。

资政院很重视这个案子，于11月8日将之上奏，称杨文鼎发行公债未经咨议局议决，属于剥夺咨议局权限，应将发行公债事宜交由咨议局议决，并对杨文鼎给予相应处罚。

就在当天，传回来了军机大臣副署的谕旨。谕旨声称此事属于“疏漏”，但是仍然须“遵前旨办理”。

谕旨在议员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此事口子一开，资政院或咨议局将会更加不受内阁或者督抚尊重，彻彻底底地沦为摆设。于是他们在院会上纷纷指出，“立宪国精神全在法律，督抚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谘议局亦可以不必办，宪亦可以不立！”又言，军机大臣副署谕旨是在企图“以命令变更法律”，“似此无法律可守，不如就请皇上解散资政院！”

议员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们要求暂时停止审议此事，并请领班军机大臣奕劻来资政院答辩。

议员们先是给军机处打电话，没人接；议员们立即发了一份咨文，书面通知奕劻来资政院。

写到这里，我不禁替这班书生捏了一把汗。军机处，是当时的全国政令的策源地和统治中心，其地位远高于国家行政中枢的内阁，拥有很大的权力。而资政院呢，不过是清廷为了“预备立宪”而推出的一个过度机构，说白了，都是一些临时工。他们完全不是同一个级别的选手，这场官司怎么打？

弹劾军机大臣

或是不屑、或是真的很忙，奕劻本人并未亲自到场答辩，只是进行了简单答复，称“军机大臣副署谕旨本于乾隆年间旧制，与外国的内阁副署用意不同”。

就在这时候，云南、广西又发生两起督抚绕过咨议局擅自行政的事件。收到当地咨议局的报告后，资政院立即形成议案上奏。军机处答复，把这两个案子分别“交盐政大臣与民政部察核”。

按照常理，资政院的议案是要提请皇帝裁决，而军机处却把它交给盐政大臣与民政部察核，等于是完全不把资政院放在眼里。

议员们被彻底激怒了。11月22日召开的院会上，议员们纷纷斥责军机大臣的无礼行为，到了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要求领班军机大臣奕劻来资政院答辩了，而是对全体军机大臣进行弹劾。很快，议员们通过了弹劾案，要求立即废弃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在内阁未成立之前，军机处必须对资政院负责，亦即行政对政治负责。

“弹劾”？在欧美国家已是平常事，可在咱泱泱中华，还真是“大闺女上花轿——头一遭”呢。

但是显然，熟悉法律、又懂得程序的议员们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他们步步为营，一步一步紧逼清廷最高决策层。他们仰仗的无非就是清廷自己定下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好不好，暂且不论，可在它未被废除之前，请你尊重它。

对于这件事情，清廷进行反复磋商。虽然奕劻很想把这件事情强制压制下去，但其他几位宗室王贵都不赞成，他们认为应该按照章程来办。于是，清廷进行了让步，收回后两道谕旨，显示军机处并不是有意违反章程的，希望资政院取消弹劾案。

这样就够了吗？当然不。议员们取消了弹劾军机大臣，但仍然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军机大臣不负责任，受禄惟恐其后，受责惟恐其先，徒有参预国务之名，毫无辅弼行政之实。”在内阁未成立之前，要明确军机大臣的权限，使得他们“无所诿卸”。

面对资政院的步步紧逼，军机大臣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以退为进，搞了一个集体辞职，以此要挟清廷。

这时，摄政王载沣出面了。他连发两道硃谕，一边要挽留军机大臣，一边不让资政院过问此事，称“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为朝廷大权……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预，所请著毋庸议。”

有抗争有妥协的胜利

面对摄政王载沣的威胁，议员们被激发了更大的斗志。在第二天召开的院会中，他们批评“硃谕”不符合“立宪”精神，提出继续弹劾军机大臣，否则的话，就干脆解散资政院。言下之意，有资政院，无军机大臣；有军机大臣，无资政院。完全是背水一战的气概。事实上，当天的院会上，始终弥漫着一股悲壮的气氛。因为他们自己也清楚，这场弹劾案看似是针对军机大臣，实质上是立宪与保皇之争，是民主与专制之争。如果资政院真的失败了，中国的立宪和民主之路，将会更加艰辛。

载沣察觉不妙，找来资政院总裁溥伦，希望他能够说服议员，与军机处进行和解。同时惩处那些激进的议员。溥伦何须人也？他是满清宗室，袭封“贝子”爵位，时称“伦贝子”。但就是这个根正苗红的皇族也选择站在了议员一方。他稍作沉思，然后说，“议员热心爱国，且议会与政府冲突各国恒有，不足为病。”没有答应载沣的要求。

就在资政院和军机大臣僵持不下的时候，各省谘议局给予了有力声援，宣传如果资政院被解散，他们也将同时解散。

清廷又一次退步了，命令宪政编查馆赶紧编订内阁官制。这一招很有效，迅速获得相当一部分议员的支持。溥伦就认为，既然清廷下令迅速编订内阁官制，那么就再无必要继续上奏。12月26日，议员就此进行表决，结果是不必再上奏稿。但在28日召开的院会上，议员李素对此表示质疑，说，“前日之表决是取消奏稿，并非取消问题。我们此次须指实弹劾，不要再如前次之调停，方足以对天下。”力主弹劾军机大臣。议员罗杰、黎尚雯、邵羲、于邦华等附议。于是，资政院再次上奏弹劾案。

尽管这次清廷将弹劾案留中，不交决议，也不批复。但资政院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们通过自己的抗争，令清廷清楚，资政院不是花瓶、也不是傀儡，而是宪政的象征。在这之后，资政院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在晚清的政治格局里也发挥了短暂而巨大的作用。在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灭亡之前，他们开放了党禁，力争提前召开国会，起草了中国第一部真正的资本主义宪法纲领《十九信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给清廷的“预备立宪”涂上了一层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色彩……而更为重要的地方，还不在于资政院取得了多大的成绩，而是议员们的民主实践，唤醒了更多沉睡中的国人，瓦解了满清王朝的根基——专制制度。许多议员也通过这些民主实践，经受了锻炼，提高了声望，积累了经验，成为了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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