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利时的抗议 面对北洋政府的废约之举，比方并不示弱，坚持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并呼吁列强共同抗议抵制。 中国是否应该走上法庭?顾维钧紧急召集国际法专家讨论海牙法庭裁判一事。专家们各抒己见，形成两派意见。一派反对出庭，如王宠惠认为，海牙法庭由多数列强操纵，如果出庭，中国必败无疑，因判决不利而拒不遵守，则国际舆论必然大哗，中国定陷入骑虎难下的情形。 另一派以顾维钧为首，主张出庭。顾氏的理由在于，如果我方不出庭，那么关于废约的一切苦衷及原委经过则无从表白，自然无法博得各国同情。况且拒不出庭，也会给别国以情虚胆怯的印象，不利于国际影响。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顾维钧只好电令驻荷公使王广圻对海牙法庭采用拖延战术，借口法庭所函送比国控诉状全文过长，且电报传达错码甚多，须由西伯利亚邮寄，故中国政府的回复尚需时日。 拖延终非长久之计。顾维钧几经接洽，聘请德国殳金、瑞士莫塔、希腊波利迪斯和美国蓝辛四位著名国际法学家作为顾问，来帮助拟定出席海牙法庭的方案。 顾维钧清楚：无论应诉还是不理，中国都绝无胜算。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看似无解的法律难题。他唯有尽人事，听天命，静观事态的发展。 刚露转机 又起波澜 就在中方难以抉择之际，比利时的态度出现180度的大转弯，之所以如此，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各国改变对华政策，尤其是之前一直为比壮胆的英国，于12月16日公布了“对华政策建议案”，这对于比利时而言，无疑是釜底抽薪。二是比利时国内主张和平，反对分裂的倾向扩大。加之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的大力宣传，也形成了一定的舆论氛围。 1927年1月6日，华洛思向顾表示重启修约之意。顾乘势提出如果和平解决，“足开中比间之新纪元”。此后，双方不断往来，互相妥协，议定：比方撤销诉讼，中方承诺不言废约宣言。17日上午，中比改约交涉开幕式在京举行，华洛思当场提出将天津比租界无条件地交还中国，“除私人财产外，比国别无保留”。舆论一致认为，此“尤为中国改订不平等条约之一大纪念”。 中比修约谈判在朝好的方向发展，顺利修订新约似乎近在眼前。 然而，动荡的政局再度打断了顾维钧们挽回国权的努力。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一时间，中华大地北京、南京、武汉三个自称中央政府的政权鼎足而立。北洋政府此时已如风中之烛，熄灭在即。比利时对修约事宜采取了拖延观望的态度。就这样，刚露转机的中比修约交涉又被搁置。 王正廷左右为难 随着局势急转直下，对比交涉的接力棒交到了南京政府的王正廷手里。 1928年12月8日，民国外交元老颜惠庆在日记里忿忿地写下一句：“王正廷签订的新约，殊不能令人满意。”颜氏所指的新约即由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出面签署的《中比友好通商条约》。 这一新约遭到各界普遍批评。12月6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至外交部质询王正廷：“总理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部长以废除变而为修改，有违总理遗训，最近与意、比所订条约，形虽互惠，实不平等”。13日，全国反日会更因对比、日交涉问题，召集民众将王正廷官舍捣毁，搞得王好不狼狈。 这是因为王正廷于1928年11月22日签订的新约，只在承认关税自主上得到实惠，原则上却放弃了收回领事裁判权，这为之后的意、西、葡、丹各国旧约期满的修约开了恶例。对于南京政府的诸多让步，时人评论道：“不订新约，中国有益无损，订新约，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比国卖空，中国则付实利以买空”。可谓一言点中要害。 作为主持其事的王正廷，自有其苦衷所在。南京国民政府虽声称遵循总理遗教，实行“革命外交”，高倡废约。可一旦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却备受掣肘，诸列强不予接洽，外交形势呈沉闷局面。 为了打破这种牵制与沉闷，国民政府就必须先找一、二小国，在不丧权辱国的可能范围内加以变通，达成协议，借以突破，再使其他各国一一就范。王氏想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各国承认的效果，自然只能求表面成绩，作出妥协。不过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太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