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军在我国进行了细菌战！”
     “敌犯贵州边境，时局严重万分，贵阳已接近战区……”记者在如今收藏在三峡博物馆的陈文贵日记中看到，进入1940年后，抗战局势日益紧张，进入僵持阶段。
     同年10月，在浙江宁波突然发生了一场鼠疫。100多名居民突发暴病身亡，死时颈部淋巴结肿大，面目恐怖。一时间人心惶惶，愁云笼罩。为防止鼠疫蔓延，浙江省卫生厅甚至焚毁疫区房屋，曾经繁华的开明街一带尽付一炬，成为一片瓦砾，被世人称为“鼠疫场”。
     同年12月，国民政府卫生署在重庆召开全国卫生技术会议，秘密讨论浙江宁波的鼠疫流行案。
     “鼠疫爆发前几天，有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投下大量麦粒、粟米和面粉等物；日机离开后，地上即出现大量红色的跳蚤……”根据汇报的情况，陈文贵尖锐而肯定地指出--日军在我国进行了细菌战，应立即训练侦察敌人生物战和防止生物战的专业队伍。
     不过，当时陈文贵的观点遭到会议主持人的反对，并被诋毁为“神经过敏”。直到后来浙江省卫生厅从宁波某居民家的鱼缸中搜集到的跳蚤，被鉴定为人鼠共同蚤后，陈文贵的观点才被肯定。

     距浙江鼠疫疫情1年后，湖南常德又爆发了大规模鼠疫。与浙江宁波的情况类似，1941年11月4日，当天常德上空大雾笼罩，一架九七式日式轻型飞机飞临常德。可是这架飞机没有像往常一样扔下炸弹，而是沿途撒下一些破布、烂棉絮、谷麦等物。7天后，常德街道上出现大量死鼠。12日，魔鬼开始露出狰狞的面目，家住关庙街的12岁女孩蔡桃儿因高烧寒颤送医院急诊，第二天被确诊为鼠疫后即心力衰竭死亡。接着，又有5例病人高热死亡。
     随后，疫情无法控制地爆发了。政府挨家挨户打预防针，鼠疫高发的关庙街、高山街、鸡鹅巷等地区被军事封锁。但仍有人一批批地身亡，常德大西门外的焚尸炉每天都黑烟不断。一些城里人为了逃灾跑到乡下，又把鼠疫带到乡村，使得鼠疫在更大范围内蔓延开来。
     “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直接后果，是使无数中国人如蝼蚁般惨遭杀害。”美国籍新闻记者约翰·巴维尔如此记录。
     “1941年11月4日在湖南常德县城上空飞机散播1.6公斤鼠疫菌，2810人染疫。在吉林、浙江等地6次细菌战的染疫者共计25946人……”日本731部队所属陆军军医金子顺一少佐，在1949年为取得医学博士学位而向东京大学提交的论文《PX之效果略算法》(注：P意为鼠疫，X意为跳蚤，是人间鼠疫的主要传播媒介)一文中也如此写道。
     得知疫情的陈文贵立即率队前往调查，并亲自主刀对尸体进行解剖，将患者肿胀的淋巴结穿刺血液注入豚鼠体内，豚鼠于5日后死亡；病人涂片上的杆菌和病理学的鼠疫杆菌完全相同……通过系列实验，陈文贵发现，这些病人均死于世上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鼠疫杆菌所引起的败血性感染！
     此外，根据敌机空投地与发病地点相同、从空投到发病的时间与鼠疫菌感染潜伏期一致等证据，陈文贵确认：这一大规模的鼠疫流行，是敌机通过抛撒染有霍乱和鼠疫菌的垃圾导致居民感染所致。
     4、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真相
     掌握了大量事实证据的陈文贵义愤填膺，亲自执笔撰写了近万言的《湖南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交给国民政府卫生署。这份长达万言的报告书，第一次真实确凿地揭发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然而，当局认为“事关国际信誉不得谎报疫情”，指使军医署篡改了报告内容，试图捂住事实真相。直到1950年，人们在清理国民政府卫生档案时，才从资料中得知日军曾经使用过细菌战。
     常德的大规模鼠疫直到1943年，才止于常德会战时日寇放火焚烧的烈焰中。
     “抗战期间，731部队在浙江宁波、吉林农安等地共用飞机播撒鼠疫菌6次，共造成近2.6万人感染细菌，日军罪行罄竹难书。”陈晓晴告诉记者，在此期间，父亲一直致力于细菌学的防疫和研究管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针对西南地区鼠疫、虐疾、天花、麻疹等多种传染病开展防疫工作，使一些传染病很快被控制下来。
     解放后，科研成果卓绝的陈文贵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并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连续三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父亲一生都热爱和平，并用科学的证据仗义执言。”陈晓晴告诉记者，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军在朝鲜也进行了细菌战。为此，中央卫生部派陈文贵赶赴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兼防疫检验队队长。
     肩负重任的陈文贵冒着被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前往受细菌侵袭的现场，搜集美军空投的昆虫、细菌容器等实物标本，并用严格的科学方法，从昆虫体中分离出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等毒力很强的病原体，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2年，陈文贵随宋庆龄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会上，他出示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实物证据，揭发其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支持。为表彰陈文贵的功绩，朝鲜人民政府特授予他二级国旗自由勋章。回国后，陈文贵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
     1961年，陈文贵调往四川医学院任副院长，继续为世界和平和反人类斗争做贡献。如今，在四川大学的文化长廊中，还塑立着一块刻有陈文贵的头像和简介的卧式长碑，记录着莘莘学子对这位杰出校友和伟大科学家的真挚敬意和告慰。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