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片虽为群众热爱，在精英阶层却饱受讨伐。片中充斥神话法术， “怪力乱神”，刚刚接受科学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此深感不齿，视之为愚民鸦片。宣扬布衣侠士、除暴安良，又令刚刚取得政权的国民政府反感。连左翼人士也排斥武侠，当时大批共产党人正遭屠杀，而群众竟痴迷于脱离现实的红莲寺，瞿秋白抨击该片 “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封建妖魔和小菜场上的道德”。在此背景下， 1930年2月，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决定禁止“形状怪异惊世骇俗”的影片。1930年7月21日， 《火烧红莲寺》准演执照被撤销。此后几年，电影检查委员会共查禁武侠神怪片60余部。

1937年淞沪会战中，上海电影公司受损严重。日本人看上明星公司的名望和资源，曾意图拉拢，张石川虽是商人，却选择不与日本合作，闸北厂区被战火摧毁。电影检查会为救市，下令给大部分禁片松绑，连违反 《电影检查法》第一项规定、 “有损中华民族之尊严者”的辱华片，也有14部得以复活。明星公司见状，将18部 《火烧红莲寺》重新送检，联合电影界同仁，恳请解禁，以 “救济职工生计”。考虑到 “明星”是中国最早的制片公司之一， “不忍看其消灭”，电检会终于网开一面。 1938年， 《火烧红莲寺》重映。当时上海租界云集许多内地来的 “高等难民”和 “土大款”，他们以前没看过 《火烧红莲寺》，一听说是 “禁片”，更吊胃口，结果重映票房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星公司净赚数十万，补发了所有员工工资。

国难当头，一部影片拯救不了一个电影厂，不久之后明星公司还是倒闭了。

《火烧红莲寺》

禁止辱华，放宽左翼

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审查机构为查抄苏联文学和左联作品，忙得焦头烂额，电影检查会却没在这方面投入太多精力。电影行业受资本操控，商业大片、小成本喜剧当道，不用政府出手，电影公司老板就先把不赚钱的左翼电影扼杀在摇篮里。武侠片集体被禁，无异于砍倒影界摇钱树。各大公司陷入剧本荒，不得不考虑与左翼编剧合作。当时正值 “九·一八” “一·二八”事变之后，国人民族意识觉醒，期望看到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影片。

1932年，中共借此良机，成立电影小组，瞿秋白直接领导，夏衍具体主持，小组势力逐步渗透进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电影公司。 1933年全国出品70多部故事片，左翼电影和进步电影有40多部。包括夏衍编剧的 《狂流》、《春蚕》、 《上海二十四小时》;阳翰笙编剧的 《铁板红泪录》;沈西苓编剧的 《女性的呐喊》;洪深创作和改编的 《压迫》、 《香草美人》;田汉的 《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等。

令人意外的是，所有左翼电影都拿到了执照，尽管送审后都挨了剪刀，但没有一部成为 “禁片”。对于教育部和内政部电检会的不给力，国民党宣传系统教父级人物陈立夫十分不满， 1934年亲自出马成立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重审许多已经过了审的左翼电影。夏衍编剧、赵丹主演的 《上海二十四小时》，表现资本家对劳工的残酷压榨，回炉后被剪一千多尺胶片，虽获准上映，但已支离破碎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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