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是写给家人、亲友的文字，是写信人内心世界的反映，因为写下的是心里话，古代又把写信称为“写心”。由于写信人生活在社会中，因此家书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可以说万千家书描绘了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笔者多年从事家书的征集与编研工作，接触到大量各种各样的家书，其中最动人的就是写于抗战时期的百余封家书了。家书中既有高级将领一心保家卫国的战斗豪情，亦有普通士兵朴素的爱国热忱；既有各阶层民众共赴国难的民族自觉，亦有普通民众颠沛流离中的亲情传递，生动鲜活地展现了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战心灵史。
     日寇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灵磨难
     烽火连绵的抗战中，很多普通的中国人家园被毁，亲人失散，他们的悲惨遭遇和生前留下的家书，成为控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铁证。
     “在中原大会战的准备声中，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走啦！走啦！重庆、成都、香港、上海，纷纷地忙着奔波，我呢，满望到了汉口，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儿希望，如今可毁啦！不单舍却你们，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难哩！……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过到哪里就算，也忧急不了许多。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
     这是上海沦陷后小学教员姚稚鲁奔波逃难时在家书里跟妻子说的话。说完这话不久，他就在忧愤交加中去世，但无人知晓他死于何处。只有他先后寄给妻子女儿的10余封家书，成了这位年轻的丈夫和父亲留在世上仅有的痕迹。

     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终于抵挡不住日军的猛烈进攻，放弃上海，全线撤退。至此，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抗战结束，上海沦陷。这对于姚稚鲁一家而言，也是噩梦的开始。姚稚鲁家原住在上海南市，淞沪会战爆发不久，南市区老城厢很快陷入敌手，百姓纷纷逃难，姚稚鲁只得带妻子马芳珍和两个女儿慰瑾、亚瑾逃往法租界妻子的三哥家。面对纷乱的时局和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生活，姚稚鲁与妻子反复商量，几经犹豫，第二年4月的一天，最终决定抛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独自一个人揣着100元钱，到南昌、武汉等内地谋生。谁也未曾料到，这一走竟是他与家人的永别！
     “慰儿：要知道没有了你们便没有了我，所以我最低的条件是不许你们离开了我，前几天寄十块钱，并且带寄了四毛大洋给你和妹妹买东西吃的，想必已经收到，明天，到了汉口自然再要寄一点给你，你总要乖些，不要叫你妈生气，要知道，我虽然在外面，一颗心却天天在你身上呢！”
     姚稚鲁流亡期间，正值中日几次大会战之际，华中兵荒马乱，难民如潮。他先后寄回上海的家书也能看得出写于匆忙之中，纸张大小不一，书信形式各异，落笔草草，仓惶之势显然。从家书中，不难看出姚稚鲁临终前那几个月凄怆的生活和悲凉的心态。
     “我的病吗？怕不会好了，因为这里医院不但是少，而且诊费奇贵，没有上海那么便当，要是看一次，起码得四块钱，叫我出得起吗？——有没有送诊的医院？打听不出来——就是在家里。我自从到了这里，没有洗过一次澡，这里的苦处想你总该明白。总而言之，我的病生在破业的时候，就是该死！”
     姚稚鲁本想在内地找到一个落脚之处，再返回上海接来妻子女儿团聚，无奈这一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却多次遇见日机轰炸和一波一波逃难的人群。他身在外，心在家，每天纠结于分离的苦痛之中。“‘悲莫悲兮生别离’，古人早有此言，我为什么要舍却你们千里迢迢在外面奔走呢？”疾病、恐惧、生活无着，交织折磨着羸弱的姚稚鲁，随着战线不断往内地推进，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均成为前线，直到姚稚鲁命丧武汉，他也没能找到一个安稳的后方。
     姚稚鲁去世6年之后，湖南衡阳商会副会长、“集益”钱庄经理卢明璇也在逃难途中丢掉了性命。
     1944年4月，日寇坂垣兵团大举进犯衡阳。衡阳守军在卫戍司令方先觉率领下奋起反击。衡阳保卫战持续49天，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衡阳沦陷。沦陷前夕，卢明璇与同乡结伴西撤，欲往桂林寻找儿子。逃亡途中，他不幸遭遇日寇，为其所俘并被迫当了挑夫。卢明璇一介文弱商人，体衰年迈，哪能经受住这般蹂躏？所幸不久他乘隙逃出敌人的魔爪，后几经辗转，备尝艰辛，于1944年9月17日抵达广西阳朔一个叫福利市的小镇。此时的卢明璇饥寒交迫，孤苦伶仃，远望家乡，云山隔断。为了早日返乡，与亲人团聚，遂给儿子写下了一封求助家书。
     “奈我只剩身上单衣，又无铺盖，资斧又不充裕，在近日天晴尚可抵御，设遇北风，岂不冻死。情迫无奈，于今早离开兴平市(距桂林下水廿里)，往阳朔进发，路途茫茫，行至此间，得遇同乡恒庆祥萧君留住一宿，嘱宜坐船往平乐，大概明天首途如会到。锦德备妥川资，必暂刻回里一走，否则马上返转荔浦，或搭汽车或跑路，决议往柳州而来，再搭火车经金城江到独山。话虽如此说，真是千山万水，愁肠百结，奈乎阮籍途穷，不能不履此危险之路。余目光所察，本年难回衡阳，像此萍踪靡定，将何得了？左右思维，势非找到吾儿，方免冻饿之苦，至于春元启它，它不知与汝有无通讯，满姑生死难以探听。午夜静思，目不交睫，一家五口，各别一方，言之实堪痛心！”
     然而当时正值战乱，邮路不通，直至抗战胜利后，这封家书才经由衡阳交通银行投递到已在屯溪交通银行任职的卢明璇的儿子卢达杰手中。之后，卢达杰又接到一位周姓同乡的来信，方才得知父亲寄出这封信不久，又离开福利市流落到柳州，后因身患疟疾，缺医无药，不幸病故，被周某等同乡安葬于柳州示范农场。
     姚稚鲁和卢明璇都是普通的中国民众，他们的悲惨遭遇和生前留下的家书，成为控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铁证。可以肯定，命丧逃难路上的绝不止他们两人。据国民政府的调查，战时各省市难民及流离人民总数达9500多万人。抗战14年中，中国军民伤亡高达3500万人，其中江苏省伤亡就超过200万人。更多的中国人则是家园被毁，妻离子散。有家书为证。
     日寇扰害，家人飘零，老母年近八旬，孑身故土，衣食费用如何取给，每一念及，心肠俱裂，真所谓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种不幸时事不图于我辈亲见之也。(1940年7月2日王南陔致侄孙王华林)
     传闻家庭巨变，房屋遭敌寇烧尽，人虽幸免于难，但衣物、器具悉付火中。思念及之，不禁泪下。我家何此不幸？本来生活艰难，已不堪其苦，今罹此种灾祸，日后怎能设想？况母亲已近花甲之年，年来又不断遭劫，其中痛苦，自可想见。(1941年9月7日钟敬之致弟弟钟敬又)
     这样的家书还有很多，记录了侵华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身体牺牲、财产损失和心灵磨难，恕不能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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