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六车道的西延高速路将西安至延安的距离缩短到4个小时以内，公路两侧的黄土高坡经过近几年的人工和飞播造林，已是绿树覆盖、满眼苍翠。
     70多年前，这条长达几百公里、黄土飞扬的陕北高原之路，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行经，他们步行七八天来到延安，有的人怀揣一本《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完成历史壮举“万里长征”后的落脚点——陕北。他与毛泽东在窑洞里彻夜交谈，明白了这个在蒋介石眼中是“土匪”的政党和军队，怎样带领中国人一步步争取民主自由，并把这段经历写成《红星照耀中国》。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这是中国现代诗人何其芳笔下抗战时期的延安景象。
     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仅1937年至1938年一年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接待和向延安输送青年2万多人。
     白求恩、巴苏华等支援中国抗战的外国友好人士也来过这里。

     延安到底有何奥妙？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对比颇具代表性。1940年陈嘉庚回国考察抗战情况，先后到了重庆和延安，中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中心给他留下深刻但截然相反的印象。
     在重庆，陈嘉庚看到，男长衣马褂，满清制服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鞋红指甲；行政官可私设营业，检察院不负责任；政治办事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
     而在延安的短短八天，陈嘉庚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是平等。陈嘉庚回忆说，他到毛泽东住所正遇南洋学生到来，不敬礼便坐，决无拘束；还有一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举办母校成立周年会，抗大学生要表演球赛，一位学员当场邀请在座的朱德上场打球，朱德二话不说脱掉外衣便与学员奔抢。
     二无苛捐杂税。地主要“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工人、农民均负担合理的国家赋税。
     三是实行民主政治，即“三三制”，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边区还建立了回民自治区。
     “中国共产党倡导施行的这几项政治、经济、民主政策的重大改革，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以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为主要构成的‘中间势力’，服从抗日救国图存的大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杨延虎说。
     正是看到这些，陈嘉庚由一个坚定的“拥蒋派”变为“拥共派”。
     考察结束回南洋途中，陈嘉庚路过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的欢迎会上，他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3年陕甘宁边区一次劳动英雄大会颁奖大会上，当毛泽东宣布将一头牛奖励给一位“特等奖”获得者时，台下劳动英雄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
     “那应该是中国人第一次呼喊‘毛主席万岁’，当时完全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朴素表达，说明中国共产党真正赢得了人心。”杨延虎说。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