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与原著旨意截然相反的“误译”，可谓触目惊心。严复这么做，不是翻译水准不够，而是存心所为。严氏在英国留学期间，深受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洗脑。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物界一样，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但生性懒散且久染鸦片瘾的严复，不愿意翻译斯宾塞的著作，嫌其著作太厚重，翻译出来“至少亦须十年”，转而选择去翻译赫胥黎内容精简的小册子《进化论与伦理学》，同时扭曲原著旨意，大量掺入自己的私货。

自《天演论》出炉，“社会达尔文主义”迅速俘虏并统治整个中国知识界垂20年。直到1920年，已经搞了半辈子革命的孙中山，才幡然醒悟，摆脱严氏《天演论》的洗脑，重归赫胥黎原著的真意，在《建国方略》中反省道：“(人类)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但《天演论》在近代中国所撕裂出的伤口与歧途，已无从扭转。⑤

《天演论》之外，类似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误译”尚有许多。譬如，《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著名的口号——“Workers of all countries，united!”(1888年英文版，经恩格斯亲自校订并加注)——显然，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各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而非耳熟能详的那句：“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虽然恩格斯在188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注释，认为“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护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⑥但在中文情境里，“无产者”不单单包括依靠正经劳动谋生的“工人阶级”，也包括“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城乡游民。

严复和他翻译的《天演论》。该书打着洋人赫胥黎的名头，实际上其内容旨意完全与赫胥黎相反

“误译”不但会影响历史进程，也会反过来重新润饰乃至扭曲历史本相。譬如，苏俄在1918-1921年间，曾实施一项粮食政策，名曰“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развёрстка”，中国的大、中学历史教科书，普遍将其翻译为“余粮收集制”，顾名思义，给读者的印象是，苏俄当日，征收的是农民吃、用以外的“余粮”，是一项比较“温和”的政策。而实际上，该政策应该被译作“摊派征粮制”，实际征收的，并不是农民的“余粮”，而是“保命粮”，所以，在该政策实施期间，农民曾“报以无数的反抗乃至起义暴动”。这种误译，是有意或是无意，尚无人考证。⑦至于今人将“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译作“常凯申”，则仅是等而下之、不学无术的笑谈罢了。

注释：

①(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P38。②③《译出(口英)咭唎国字样原禀》，故宫博物院：《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P3-4。收录于《掌故从编》第1辑，1930。④纪坡民：《“误译”和“误读”，把“伦理学”丢了——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到严复的〈天演论〉》。⑤谌旭彬：《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转型之路》，转型中国第19期。⑥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P185-197。⑦赵旭黎：《“余粮收集制”是一个错误译名》，北京日报2014年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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