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未过“保路”关

美国的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说：“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地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经过历次战争洗礼、列强的欺凌、沸腾的民怨、革命党人的起义以及立宪派的改革驱动，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由晚清上层推动的新政改革的真诚，但问题是，改革的最终结果为什么反而换来清帝国大厦的瞬间倾塌?

原因有二。其一，在于中央无强力人物，政权出现真空化。慈禧突然死亡后，“王朝失去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摄政王载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这是载沣写过的一副对联，也是他性格的写照。其胞弟载涛这样评价他：“遇争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就是这个载沣，唯恐大权旁落，极力防范袁世凯坐大，将他排斥出去，政治真空由大批从日本归来的军事留学人员填补。殊不知，这些年轻人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并不能效忠帝国，甚至在成为军方高级将领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已经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排满学说了。

其二，改革过于激进。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步伐“太猛”。因为受局势的刺激，无论是民间的立宪人士还是朝中的官僚，他们的立宪主张变得陡然激进起来，开始向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日俄战争后，清帝国先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接着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确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日本一个小国都花了20年的时间酝酿才出台了一部帝国宪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想用九年时间过渡到宪政国家，这无疑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方案。然而，排满主义的革命派已经连9年也等不及了。

总之，当权力出现真空之际，一个小小的“保路”竟然升级为政治冲突，最终酿成了民变并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激进与真空，使“保路”成了压断帝国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新政的失败只是告诉人们一个“不改革则死，改革迟亦亡”的道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