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这些崭新的观点，精辟的论述，深刻的揭露，及时澄消了人们中存在的许多糊涂认识，使中国人民迅速地觉醒起来。一位当事人说:“当时帮助我们了解十月革命和国内外局势的人主要是李大钊同志，”“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思想和行动的启发”。(《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56页)匡互生说:“有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带强烈刺激性的出版物作晨钟暮鼓，一向消沉的青年，也就不能不从睡梦中惊醒，思想解放自是当然的结果了。”(《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49页)尤其使那些寻求真理的先进分子迅速觉悟起像来，很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一批进步青年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

陈独秀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就比不上李大钊那样明确、深刻，经历了相信、怀疑和否定的发展过程。他在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看成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吹捧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由于社会上名流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不少青年们受了迷惑;既然连陈独秀都这么说，青年学生中受迷惑的人更多了。11月30日晚，北大学生提灯游行，竟到段祺瑞住宅前表示祝贺。北京各校学生，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后来由于受了李大钊的积极影响和事实的教育，陈独秀的态度有了转变。他在1919年2月的《每周评论》第8期上，同时发表了两则随(感)录:一则题为《威大炮》，把原来他认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威尔逊，贬低为一文不值的“威大炮”;另一则是《公理何在?》，把所谓“公理”、“民主人代表的协约国，转而斥责为剿杀十月革命、迫害反战英雄李卜克内西的刽子手，并气愤地连声直呼“公理何在?!”直到1919年5月1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2期发表评论，对帝国主义本质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啊!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并且号召人民开展相当的示威运动，彻底铲除“军阀、官僚、政客这三害”。陈独秀的上述观点，由于他是新文化运动创始人的身份，对推动五四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远远比不上李大钊所起的作用那样深刻、广泛和强烈。总之，在五四运动前，达到李大钊这种认识的先进分子，还是极少数。

提出了“直接行动”的口号，催生了五四运动

1919年1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策划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废除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正义要求，遭到否决，却把德国在山东强占的一切权力全部让给日本，使我国主权受到极大威胁。到2、3月间，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越来越露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而军阀政府又腐败不堪、软弱无能。一批爱国青年深感宣传、揭露已不能适应日益紧迫的斗争形势，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这时，李大钊多次向爱国青年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提出了“直接行动”的思想。“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激励着广大爱国青年，逐渐酝酿着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重要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跟敌人斗争，推动了群众的革命行动，五四运动的发生就将成为势不可挡的事。

当然，陈独秀在5月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随感中，也提出了“直接解决”的思想，但在五四之前，学生们不可能看到这文章，对五四运动爆发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这对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总之，李大钊通过演讲和撰文，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指明了斗争的目标，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正确的思想指导和精神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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