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的武昌首义推倒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民国时代。让位于袁世凯的孙中山，本想专心致志于实业建设，岂料中国旋即陷入武人乱政、旧官僚横行霸道之局面。民国建立十年有余，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人常有“民初不如晚清”之慨叹。这就要求国人必须面对和思考辛亥革命成败的问题。作为民国缔造者的孙中山，首负其责，对革命建国受挫的原因进行了反省。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之毒害
    在孙中山看来，经过他长期的努力，已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再加上“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本以为，“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不料，“党人即起异议”，说他“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此议“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这就是“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的表面原因。其后果则是“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至于深层原因，孙中山认为领导个人与革命同志均有责任。但从他的分析来看，革命同志的责任尤大。为何如此?“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究竟是什么“思想错误”导致革命同志懈志殆气?“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该错误思想源远流长、影响至深，“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以致“建设计画，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说，冀图以此破国民“心理之大敌”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从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真正信仰其说，从而“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其自信、乐观溢于言表。
    
    孙中山为了使国民尤其是革命同志信服他所主张的“行易知难”说，分别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事予以佐证，这样就可从根本上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如此不厌其烦的论证能否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可以存而不论，然而他的动机是值得钦佩的：“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至于说“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以及自信“能知必能行”，委实值得商榷。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舆论之影响
    孙中山为北伐战争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在梧州面对国民党员时，他提出了如下问题：“当初革命目的本欲将国家政治改良，现在民国已经成立十年，试问十年来革命事业曾做了几件?”他的看法是：“实则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亦未达到。”到底是何缘故造成的?孙中山认为是“因中国人思想幼稚，见革命初次成功之时，轰轰烈烈，咸以为革命宗旨甚易达到。”把革命任务之达成视为轻而易举的事。实则“早有一班满清官僚及武人投诚入党，入党之后将活动于政治的少数革命党尽数倾陷”。更有甚者，“那班官僚又乘势造成一种假舆论，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当时的党员咸误信之，不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实系官僚所假造的”。这种舆论使得“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而革命党名义取消，中华民国即为官僚武人所摧残。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及后卒至酿成袁世凯帝制自为、宣统复辟、武人专政种种恶现象”。
    从孙中山的分析来看，要对付反革命就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要建造新国家就必须有具有革命精神的党和军队。而要使国民党和革命军奋斗的目标一致，党自己必须牢牢地掌握军队，也就是他说的：“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还以俄国为例：“设无此庞大之党军，苏俄之势力必无今日之盛。”正是由于当时的革命党并未完全驾驭军队，民国建造这一问题还有待继续解决，所以以前主张“以党治国”在当时“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大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要完成建国这个任务，他认为必须着手进行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换言之，在“以党治国”之前，必须致力于“以党建国”之重任。
    各自为战，疏于组织和纪律
    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词中，孙中山分析了辛亥革命后革命受挫之最大的原因。他认为革命没有成功的最大的原因，“不知道革命何时可以成功，并不想到成功以后究竟用一个什么通盘计画去建设国家，只由各人的良心所驱使，不管成败，各凭各的力量去为国奋斗，推翻满清。这种奋斗，所谓各自为战，没有集合，没有纪律”。实事求是地说，辛亥革命之前已经有“通盘计画”，这就是1908年改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他的这种看法，只能说明革命的“计画”没有很好地宣传或者说不为诸多同志接受。这种各自为战的奋斗，一方面是由于武昌首义成功之太过突然，另一方面确实如孙中山说的是“没有集合，没有纪律”。
    革命党没有集合，没有纪律，其后果就是全党的团结力非常涣散，反映的问题正是孙中山说的“党中缺乏组织”。为何革命党缺乏组织?他认为是“由于当日革命党人多属留学生，自由平等之见深入脑中，以为党员当绝对自由，一切联络维系之法弃而不讲，其缺点即在于此”。革命党的组织涣散、纪律性差，正是由于“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故也”。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牺牲个人之自由，以蕲国家之安全、党务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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